“弱”政府的“強”外交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2年10月28日
《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不算是一本很新的書了。2005年，現在的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川島真先生，還在北海道大學任教，當時他應邀訪問北京大學歷史系，就是帶著這部出爐未久的著作而來的，接連幾場報告的內容也多圍繞本書展開。在日本，該書剛一出版，即被譽為“在時代語境中把握中國外交官為追求在國際社會中的文明國地位而創立制度和政策的力作”，一舉斬獲日本學術界分量至重的“三得利學藝獎”，同年加印發行，後又再版，就筆者目力所及，日文書評大大小小已不下十篇。不過，國內學界要消化這一部近七百頁的大書，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在它的中文全譯本出現之前，許多久聞其名的讀者也只能靠零星的譯介和引用窺其一斑。
本書非常適宜與兩年前出版的、臺灣政治大學唐啟華教授所著《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一書並看。兩部著作的研究視線不約而同地聚焦于中華民國前期，即一般習慣所稱的“北洋時期”，並給予當時政府外交迥異于傳統的評價。長期以來，“革命外交”一直是作為近代外交史敘事的主角出現的，國共兩黨儘管在政治上互為敵手，卻在歷史觀方面享有許多共識，比如奉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政府為正朔，將北洋政府定位於反革命的一方。“北洋”形象的整體負面化，也包含了對其外交成績的評估，最明顯的表徵就是冠之以“賣國外交”、“屈辱外交”、“弱國無外交”等帽子。不過，曾幾何時，“北洋”的面相開始變化，並且這種變化從學界、讀書界到民間皆有所反映。具體至外交領域，2004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復旦大學聯合主辦以“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的同名論文集可以說基本反映了對此課題的最新思考。據編者介紹，“解釋北洋外交的本來面目，並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是本次會議論文的一大特點”。重估“北洋外交”或尚談不上蔚為潮流，但在兩岸學界，及至日本、歐美，都已經能明顯感覺到此種風氣。參加此會的幾位海外作者，如川島真、唐啟華、徐國琦、王棟等人的研究專著也陸續被引介進來。由此看，“北洋外交再研究”不能說是一種孤立的學術現象。
唐啟華毫無隱諱地指出，革命党利用宣傳輿論抨擊北洋外交賣國，局外人不知真相，常被誤導，其書的一個研究目標，即在於“探索史實與神話之邊際”，檢討諸多寫進教科書的宣傳與神話之謬誤，減少政治對歷史的濫用。川島真同樣承認，自進入研究課題以來，始終有兩個問題念茲在茲、不能釋懷：一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如何形成並得以維持；二為闡明國民黨和共產黨談論的中國外交史與外交檔案之間的錯位。他並且注意到，中國大陸隨著民族主義高漲，近代外交史研究轉向活躍，而研究取徑也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本書至少有兩處提到了同一部中國電影——《我的一九一九》，這部以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為主角的影片描述了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歷史，沒有像從前那樣把北洋外交視同“賣國”，對拒簽凡爾賽和約的評價頗為正面，片尾更打出令人振奮的字幕——“中國人終於第一次向列強說不！”川島真對此印象至深，儘管這部電影公映的1999年，巧合地發生了刺激國人神經的國際事件，影片主人西曆史形象的某種“反轉”，也不過是了無多少新意的民族主義立場的表達，但這沒有妨礙有心的海外觀影者從中找到樂見的部分，進而喻之為“對外交史重新定位的象徵”。這樣可愛的誤會，不知道是文化語境差異造成的隔膜，還是作者有意無意順勢而為，在讀者看來，好像是給外交史研究與政治的親密關係加上了一個別有意味的注腳。在歷史學知識更新方面，學術界領先於社會的時間差，或者說，在學術研究的遞進程度與容許其普及於大眾輿論的政治氛圍之間，仍然存在著某種不合拍。
川島真著作討論了近代外交的方方面面，而貫穿其間有一個明顯主軸，即負責中華民國前期外交的年輕外交官所具有的“近代”意識和建設“文明國”的志向。這裡的“近代”概念，並不簡單對應“近代化”理論或發展階段理論中的“近代”，而專指中國外交官意識到的以歐美為中心的國際社會範式及其所實行的外交。作者清醒地認識到，不同政治主體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投射於歷史中的“外交”，以致各時代的外交史敘述都反映了政治性，外交實相被隱沒在“反帝”、“近代化”、“國家獨立”這些跟正統性相關的論點背後；本書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遠離各種後起的“評價類”話語，依據檔案揭示“事實”，發現存在于民國外交官頭腦中的“近代”概念，進而論述它何以成為追求的目標、如何構思並推行的。本書第一部“‘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確立”、第二部“‘文明國化’與不平等條約的修改”，分別從制度與實踐兩個角度論證了全書的一個基本假設：當時外交官確立了“文明國化”的目標，即追求文明國地位和國際社會成員資格（fullmember），從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中可以看到“近代外交的形成”。具體而言，“文明國化”趨向最早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舉國形成潮流則是在清末新政時期，1899、1907年清政府兩次參加海牙和會，都對外交官世界觀的轉化和“文明國化”使命感的釀成產生影響。至二十世紀初，中國已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從文本、程式、價值觀多個層次接受國際法，參與國際會議和組織，繼而發起修約運動，為收回主權不懈努力。
儘管川島真以實證方法重構外交史為己任，再三聲明無意“重新評價”民國前期，不過由“文明國化”視點出發的一系列觀察，恐怕也不能盡去重估的意味。此前佐藤慎一從知識人角度描繪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接受作為普遍規範的萬國公法的過程，其意在“反抗”在日本國內長期佔據主導的左翼史學話語，將對“廢約史”的理解放在“文明國化”脈絡中展開，最具“近代主義”的立場。嚴格而論，這是一部屬思想史範疇的著述，但在中國史研究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川島真將“文明國化”當作關鍵字之一，也是直接受到佐藤啟發的結果。稍微瞭解日本史的讀者，對明治時期的“條約改正”運動都不會感到陌生。大河劇《阪上之雲》裡面，有留美背景的新銳政治家高橋是清說道：“制定憲法，召開國會，讓世界看到日本是文明的國家，得到全世界的認同的話，治外法權才會消失吧……”這樣帶著憧憬的話語正代表了“開國”後的日本意識，如不具備文明國要素，就不能被視為國際社會成員，因此著力健全國內法，以期達到“國際標準”，實現修約目標。在川島真觀照中國外交的視野中，明治時期的日本相當於一條潛在參照線，時序或有參差，而角度幾乎平行，故而他在欣賞民國外交完全投身“近代”時，發出堪與日本“媲美”的讚歎。
確實，對外交官群體來說，民國前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黃金時代”。川島真自信地認為，“外交官群體的職業模式”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不過，如果將焦點從民國外交家推向更大的背景，他們值得稱道的職業素養、談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權意識等等，又似乎顯得蒼白。記得唐德剛在不同場合多次說過，中國百餘年來隻出過“兩個半外交家”，而顧維鈞還得排在周恩來、李鴻章後面，只能算那可憐的“半個”。同樣，依據檔案、追隨當事人視線去詮釋近代外交的性質，在彰顯內在性的同時，也可能忽略“列強”或“國際”的一面。所謂“文明國”是指具備國際社會完全成員資格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滿足西方意義上的“近代”要素，這一前提已經提示了“文明國化”並非一個單向的行為。中國何時加入國際社會，是爭論已久的老題目了，徐中約、張勇進、梁伯華、徐國琦等學者均各自給出過答案，“走向世界”或為不可抗的趨勢，而如何定義關鍵性的那一步，既關係到行動主體取“被動”或“自覺”的姿態，也必須考慮為我嚮往的那個“國際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是否準備接受。本書意圖用“文明國化”的視點，發掘在“反帝”理論下難於把握的外交特質，這一強調內在連續性的思路對於從事“外交”的特殊人群或許是適用的，但要進一步處理複雜時代語境下中外關係課題，還需更為綜合的研究。
北洋時期通常被認為具有強烈的“分裂性”，川島真質疑這一判斷於外交方面的適用性：對北京政府來說，“外交”是一種尋求“中央政府”正當性的資源，而當時幾乎所有政治角色（包括“軍閥”在內）都未懷疑“中國”這一整體的存在，他們仍然作為中華民國的一員進行各種活動，不約而同地關注於外交問題，主張對外統一。本書第四部“外交中的中央與地方”，呈現了南北兩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團等多個主體同時進行著“外交”的一幕，作者強調這裡的多元結構並不是“近代與反近代”，上下的志向都是“近代”，可是“近代”概念沒有開花結果，產生出一個“近代國家”，這一現象被命名為“脫節的近代”。北京政府在外交的成績，為什麼不能給政權本身加分？據本書的分析，“北洋外交”固然受到了地方和輿論的推動，但它缺乏將社會運動用作外交“後盾”的真正手段，本質上，北京政府還是一個不太進行“組織”、“宣傳”、“動員”和“解釋”的政權，不擅長意識形態的作業，而這些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的。
隨著近代史研究視角的內轉兼下移，傳統外交史趨冷似已為不爭的事實。在其研究領域內部，學者的興奮點轉向抽象層面的觀念形態，對具體外交實踐缺少興趣，文化批評的犀利鋒芒弗遠莫屆，甚至外交主體也被打破實體性，由民族國家轉移至“文化間接觸的結構”，國家政治與外交，此類曾被理解為具有“壟斷”性質的大敘事，反而近乎有待被“拯救”的對象了。也許這不是偶然的，類似狀況也發生在日本。用本書作者引述東大前輩學者佐藤慎一的話說：“中國外交史是絕學。做這門研究的就像珍稀動物大熊貓。”如此看來，川島真的工作幾乎具有“興滅繼絕”的意味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當作者開始本課題研究時，東京大學已經沒有正宗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教授了。在日本，阪野正高（1916-1985）是與費正清同時代的標杆性學者。如果說，費正清以中外關係史為專業起點，構建起龐大的戰後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體系，那麼，阪野憑藉對清朝外交體制的全面研究，也奠定了日本中國外交史學科的基礎。在後學的批判性視野中，“阪野外交史”或帶有濃重的時代印記，未脫西方衝擊論與“傳統-近代”範式的窠臼，但他開啟的外交史研究路徑影響相當深遠。川島真對於臺灣“中研院”近史所所藏外交檔案的開拓性利用，某種意義上，等於在完成前輩未盡的遺願，他沒有忘記：“實際上將臺灣外交檔案介紹給日本學界，被中國外交的承擔者所吸引而對其進行考察，使問題內在化的領路人，不是別人，正是阪野先生。”
如同費正清史學在美國受到猛烈批評，“阪野外交史”在日本也遭遇過類似尷尬，繼而無奈式微，以至後繼乏人。在阪野去世多年後，《中國外交的形成》近似於“橫空出世”，令人為之一振。我們可以說，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基因足夠頑強，儘管是通過“隔代遺傳”的方式，仍然結出了碩果；不過本書醞釀成形在本世紀初，實已脫胎于新的學術傳統，比如說在日本蔚為風氣的地域（區域）史研究。本書第三部“中國‘傳統’外交的潛流”，用“宗主國”、“大國化”、“空間意識”三個關鍵字統括主題，而其中討論的問題，如中國對朝鮮、暹羅的外交，俄國革命前後圍繞新疆的中俄交涉等，對國內讀者來說也許會感覺有些陌生，它們實與日本學者特有的研究視角相關。作者關心的是，近代中國與西方遭遇後，原有連續性某種程度上被打斷，該如何估計亞洲社會內部新的互動關係？在“國家”作用相對化的地域史視角下，中國近代史上的最大課題之一——“國家建設”又該如何定位？而這些問題實際關係到如何確立日本在東亞歷史中的座標？他看到中國探索近代國家化的道路，最終目標是成為強國或列強（powers）之一，這種“大國化”志向，一方面表現在克服不平等、爭取與列強對等的意識，另一方面則為某種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傾向”。民國前期是“人們從中國已經失去的和曾經有過的本來面目的角度，將包括‘屬國’在內的整個朝貢制度作歷史性回顧的時期”，在當時國際環境中，中國意識到應恢復原有的雄姿——原點性質的“中華”意識作為理念得到了發展繼承，與民族主義和大國化傾向結合了起來。而且，朝貢體制下孕育的華夷秩序、方位性、中央與地方關係等等，作為外交的“軟體”可能從民國時期一直繼承到現在——當然，也僅僅是作為“軟體”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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