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作者：竹村民郎
譯者：林邦由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05日
大正，一個充滿希望與不安的年代
一九一二 ~ 一九二六年的大正時代，不只是台灣讀者，對於日本人來說，也是個容易被忽略的時期，它缺乏此前明治的波瀾壯闊，也沒有此後昭和的慘烈破壞。但這個相對平靜的年代，卻也是吸收了西方文明半個世紀後，日本在物質精神上匯集為市民社會，在政治生活上形成大正民主浪潮。
當時的國際情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量海外訂單湧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歐洲成為世界外銷工廠。景氣的熱潮，進一步促使大眾文化的拓展，電影、廣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園球賽，成為一般庶民的娛樂活動，而今日我們熟悉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阪急百貨，亦發跡於大正時代。
但在璀璨文化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卻是社會矛盾的不斷擴大，勞資糾紛、小作爭議，乃至公娼問題，無數的伏流在社會底層蠢蠢欲動。這股壓力，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為契機，引爆了民眾的不安意識，也逐步將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大正時代也是日本對台統治，真正由軍政轉向民政的時期。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噍吧哖事件後，漢人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式微。大正七年，田健治郎成為台灣首任文官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推動市街改正，重整台灣行政區劃：發佈教育令，確立教育體制：制定「法三號」，將日本法律延伸至台灣。
在這一連串改革為背景下，大正九年（一九二○）由台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引導此後多項政治運動。而大正十年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民族運動的大本營。此外，同年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主流，台灣人的自我意識也逐步形成。
歷史是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不斷對話激盪的結果，不可能封閉在自我的空間中獨自完成。欲理解台灣近代的發展，就必須認識日本近代的發展，相同的，欲認識日本近代，也不可以忽略當代的世界局勢。本書以市民生活為出發點，結合世界史的角度，帶領讀者一窺大正日本的真實原貌。
本書特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教授專文導讀。
◎第一本讓台灣讀者深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生活樣貌的作品。
◎要瞭解二○年代內地延長主義、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台灣重大事件的時代背景，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
◎本書收錄八十餘幅珍貴老照片，是喜愛歷史的讀者們不可錯過的珍貴資料。
【作者簡介】
竹村民郎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大阪市。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畢業。前大阪產業大學客座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
著有《獨占與兵器生產》、《廢娼運動》、《笑樂的系譜》，編有《關西現代主義再考》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林邦由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喜愛歷史、旅行，以及用右手食指按相機快門。現為玉山社專任編輯。
【本書目次】
導 言 陳慈玉
前 言
第一章 大正人的一天 大正九年五月
第二章 巨大都市東京的誕生
第三章 成金的輩出
第四章 大量消費型社會
第五章 大正文化的成立
第六章 作為「時代」的大正
第七章 作為時代區分的大正
補 論 作為「環境論」的郊外成立
後 記
大正文化史年表
參考文獻
【序】
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日本正進行著國家未來走向的議論。到目前為止，日本人普遍視民主為日本復興的象徵，其內容則是過勞死、單身赴任、免費加班等所代表的猛烈勞動，即便如此，民眾的休閒時間還是有所增加。我們在倉促的經濟與倉促的休閒間的競爭中，以媒體為媒介，確立了大眾文化。
以現代日本的動畫、漫畫，以及電動遊戲、日本料理、室內設計、音樂等為象徵的大眾文化，被視為是相當新潮的，不只是海外廣大的孩童與年輕人，在成年人間也博得極大人氣。對日本大眾文化中所表現出的文化、美感、創造力，以及對日語關心的人不斷增加，使日本成為軟性權力的大國。對於現代的「日本風潮」（Japonism）現象，美國的道格拉斯．麥葛瑞（Douglas McGray）指出：「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在文化面上，成為新的超級強權。」他更模仿國民生產總值（GNP），稱呼日本的「文化力」為「Gross National Cool，GNC」，也就是「國民總魅力度」的意思（《日本產經新聞》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丸紅經濟研究所根據道格拉斯的說法，將「GNC」作為文化產業市場，統計其規模。
根據這個統計，包含著文化產業的即是休閒產業。二○○二年估計的產業市場規模：娛樂業五十五．九兆圓、觀光旅行十．九兆圓、趣味創意十一．六兆圓、運動產業四．六兆圓，合計達到八十三兆圓。此外，教育研究三十四兆圓、資訊服務十兆圓、包含法務財務會計土木建築設計的「其他事業服務」二十三兆圓、廣告市場八兆圓、播送業三兆圓，加上動漫商品市場等，推測文化產業全體的市場規模為一百六十四兆圓。（前引《日本經濟新聞》）
反應當下通貨緊縮的休閒產業市場，與一九九七年相比，二○○二年的規模萎縮了七％。但日本長期的猶疑不決逐漸結束，以今後消費的回覆、創新等為動力，可以預想市場將趨於活性化。
從而，二十一世紀大眾化的延伸，可以預期將會持續進行。當然，麥葛瑞所讚賞的現代日本風潮現象，是不是真的那麼酷（cool），仍值得特別注意。
也有人評價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是具有凌駕千利休、小堀遠州、俵屋宗達，以及孕育出狩野派豪華絢爛的桃山文化的可能性。雖然我姑且承認日本文化革命的可能性，但對其「質」的水準，仍抱持著疑問。
今日，日本雖然具有創造出洗練獨創文化的可能性，但不應該單單只注意到大眾文化「量」的發展；在全民參與這點上，大眾文化也是具有自由主義的面相。換言之，現在的民主與大眾文化，就像是銅板的兩面。為了思考大眾文化的將來，不能將這層關係簡單化。
在這裡，對於日本的民主與大眾文化的關係，直接了當地提起一個問題的話，那就是「現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虛構性」問題。拉丁美洲文學代表者、前國際筆會會長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尤薩（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針對這個問題有如下的敘述：
文學是娛樂的同時，也是知識的挑戰。如果只有娛樂，其命運只有墜落到地面。電視、電影的觀眾是被動的受體。在這個人們習慣於人云亦云的世界裡，自由還殘存著嗎？（《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
如尤薩敏銳觀察所指出的，現代日本的民主與文化，其虛構性逐漸毫無隱藏地呈現，不正是開始展現其赤裸裸的真實姿態嗎？
為了不要恣意地去評說日本現代民主與大眾文化，而能對之予以正確地再評價，有必要對人性及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但是，所謂「對於社會及歷史更深入瞭解」又是指什麼？這種東西是存在的嗎？為了盡量逼近右述課題的解答，我選擇從最傳統的研究方向，亦即對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與「大正文化」的再評價入手。也就是說，為了再評價今日的民主與大眾文化，有必要對其根源的所謂大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性格，擁有整體的概念。
將「大正時代」經濟發展量化的大川一司計畫（大川一司、高松信清、山本有造《國民所得》，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七四）計算出國內總生產的成長數值。依據這個統計，從一九○八～一九一七年，日本本土的經濟成長率為三．○九％；一九一三～一九二二年為五．二一％；一九一八～一九二七為一．五％；一九二三～一九三二年為二．三五％。
這樣的數值與戰後的高度成長相比，是相當低水準的。但「大正時代」的日本本土經濟成長率，就當時的國際水準來看，卻是高水準的。伴隨著經濟成長，農業人口流向都市顯著增加，其結果是，從事工業的人口增加，接著人們再從工業移往第三級產業——買賣、專業領域、商業、運輸、服務業等。與今日的全國性都市化比較，當時勞動關係中，封建的氣氛仍然強固，但在辦公桌前工作的上班族社會成立了。不僅如此，日本農業的發展，使得國內的糧食生產量急遽增長的速度，能夠凌駕同時期人口的增加之上。
以新的經濟條件出現為背景，日本在「大正時代」，有所謂的「大正民主運動」昂揚興起。同時，以「今日帝劇、明日三越」廣告為象徵的消費社會，也在日本首次出現。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中浮出的，是白樺派、《赤鳥》主義，以及岩波文化與講談社文化。
這樣來看時，可以理解所謂「大正民主」、「大正文化」，與現代民主、現代大眾文化，正是成同心圓的構造。而這種同心圓的構造又不單只是同心圓，請讀者們將其想像成順著圓弧螺旋上升的樣貌。
當然，在日本的同時代史研究上，將大正天皇在位的十五年分劃為「大正時代」的作法，在學術上沒有意義乃是一般的常識。故而，也有為了取代「大正時代」的說法，而採用大正民主期、大正民主時代的稱呼來對此時期進行斷代的情形。
本書當下行文時，且先將學術上的時代區分置於度外，直接使用「大正時代」、「大正文化」的語詞。這是考慮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元號，與日本的意識、理念等文化領域有很深的關聯。但這只是權宜的手段罷了，也請讀者能夠諒察。
從使用「大正民主期」這樣的時代區分法也可知，學界對於「大正時代」的再評價，將重點置於所謂的大正民主運動，重視對民主主義的積極評價。這樣的立場是注重戰後民主主義與大正民主的連續性。具體來說，美濃部達吉、吉野作造是民主主義的擔當者，其思想遺產即使到今天也必須積極地予以繼承。
但我認為，以政治史立場為中心，而將本時期稱為「大正民主期」的說法，是否適當仍然有疑問。歷史研究所用的各種方法、斷代分期方式，終究不過是方便研究的假說罷了。懷疑這些假設的正確與否，在研究上不會造成阻礙。不！毋寧說我認為對既成的方法、概念抱持疑問，是與學問的進步相關連的。
這裡特別想提出來的，是最近慶應大學名譽教授速水融也認為：「『大正民主』是很容易招致誤解的命名，不要使用比較好。……大膽地來說，若僅以當時政局而言，大正時期實在是難以稱之為「民主」時代的。」
我對「大正」這個時代是如何思考？對時代區分成立的依據，又是如何看待？請各位讀者從本書中理解。這裡僅針對敘述「大正文化」所採取的方法提出一點，即重視「將文化視為行為」來加以把握。我從這個角度，在書中提出文化整體像具有的四個特徵：產業、技術、社會組織與價值觀。
換言之，本書的基本主題，在於「大正時代」日本經濟驚人的成長下，日本人的生活水準有何變化？與此相關，一般的普通日本人在思考模式、教育、食衣住行、性慾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又有著怎樣的改變呢？
在「大正時代」的經濟發展中，人們在擴大的服務產業中獲得新的僱用機會。但是，在其中工作的人們的勞動條件，大體上依然是很惡劣的。並且，公、私服務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其品質與歐美「先進國」相比，顯然相形見絀。從而，人們在休閒、知識生活、健康、食衣住行的滿足度也是很低的。
現在，我們對於從「大正時代」到今日的連續性問題，即使是相當程度解決了，但不能說今日已經找到全面解決的方法。今天，我們對於右述從「大正時代」延續至今的種種課題，雖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但仍難以肯定已然找到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之所以寫作本書，目的也是為了對日本文化論提出再評價的新觀點，而從現代文化與「大正文化」間的先後相承關係上展開本書的內容。
【文摘】
〈從薩長內閣到政黨〉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十二月，事實上這年是與明治四十五年同年而切割出來的。這年，西園寺公望內閣中的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因為陸軍要求增加兩個師團的兵力，以因應辛亥革命與併吞韓國以來，東亞間的軍事緊張關係。卻遭西園寺內閣否決，因而試著向天皇直接上書，即所謂「帷幄上奏」。接著，上原又向天皇提出辭呈，使得西園寺內閣失去現役的陸軍大臣而半途瓦解，不得不跟著總辭。
對於年輕的讀者，可能無法了解軍部為何對內閣如此專橫。但是以元老山縣有朋為首的軍部特徵，即在於「以天皇之名，將自己獨立於國民之外，與天皇直接連結，以確保其特權地位」這一點。所謂帷幄上奏，就是象徵這種軍部完全不受內閣──帝國議會掌控（即所謂的文官控制）的特權存在。這樣的慣例在採取法制國家方針的日本被正大光明地實行，可說是大正時代天皇制的特色。
趁著這個機會順便說明，天皇制軍部利用自己的特權介入國家政治，「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是指內閣中的陸海軍兩大臣，絕對要從現役的上將、中將中選出。民間出身者，或是已編入預備役的軍人，都沒有資格。
現役將官屬於陸軍參謀本部或海軍軍令部管轄範圍，內閣對於海陸軍大臣的人事問題處處受限，不可能無視軍部的意向。因此，從前述上原陸軍大臣辭職一事也可知道，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在軍部要推翻自己不滿的內閣時，成為最有效的籌碼。
擁護憲政、打破閥族
大正元年十二月，西園寺內閣總辭之後，山縣有朋推薦自己的後繼者桂太郎擔任新首相，桂太郎以朝向藩閥內閣再建為目標組閣。但是輿論對於藩閥、軍閥不斷的橫暴舉動激烈反彈，就像碰到蜂巢般引起大騷動。
對於藩閥與軍閥所造成的非民主政治均衡動搖，從以前開始即反對增設兩個師團的東京、大阪兩份《朝日新聞》、《時事新報》，以及《日本》、《萬朝報》等各大報，激烈地攻擊藩閥與軍閥，輿論不約而同地朝著「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方向集結。全國各地相繼召開縣民、市民大會，政友會、國民兩黨也呼應此一趨勢，在議會內提出對桂內閣的彈劾。
在議場外，身穿披風與和服、頭戴打獵帽或中折帽的群眾數萬名，為抗議警方的鎮壓，將議會團團包圍，以激勵胸口帶著白玫瑰的兩黨議員。在殺氣騰騰的氣氛中，成立才五十三天的桂內閣，就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二月總辭下台。
接著登場的薩摩派海軍出身的山本權兵衛內閣，也在大海軍建設計畫中，爆發了西門子行賄事件，而再次陷入危機。以西門子事件為導火線的倒閣運動，到了大正三年以後，與當時在各地蜂起的營業稅廢止運動相結合，這使得山本內閣被打入絕境。最後，山本內閣在東京大正博覽會開幕後第四天的三月二十四日，慘淡地結束。
這裡對於所謂「大正民主運動」先驅的「第一次護憲運動」沒有做進一步的探討。但我想先在這裡停筆，對於大正民主運動激昂的發展，就留待後章再說明。
〈可爾必思：初戀的滋味〉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七月的七夕節當天，以「可爾必思」這個輕快名字稱呼的乳酸飲料上市。為了紀念產品的誕生，包裝設計成象徵天上的河川──銀河的群星。底色採用天空顏色、上面有白色水珠，並使用特別的絹紙包裝，讓可爾必斯給人清爽的印象。
這個新上市的流行飲料另一個吸引人之處，是上市後不久使用「初戀的滋味」的標語，「初戀的滋味」這句話，與大戰景氣的繁榮下充滿活力的人們心境相契合。就這樣，可爾必斯突然間在全國大流行。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德國設計師所設計的黑人標籤登場。此時東京正值震災之後，一切都變得煞風景。因此傾斜著小臉的黑人用長長的吸管喝著可爾必思的幽默廣告，撫平了人們混亂的心。
黑人標籤的廣告，與可爾必思會社同時徵選的廣告作品，一起在東京三越本店公開，收到極大反響。得知這次活動的靜岡縣工商會議所，因計畫在縣內舉辦展覽會，還特別申請希望讓部份展品能夠借展。在大阪，也選出四十間商店，包括吳服店、食品店、化妝品店等，在每間店鋪的櫥窗中展示兩張可爾必思海報。雖然只為期一週，但大阪市的心齋橋筯，已經成為可爾必思的一大宣傳場，可爾必思始料未及的公關策略結果，使得可爾必思的名字，浸透入大阪市民之間。
可爾必思成功的基礎
可爾必思的成功，不只是因為如之前所提到的與大量消費社會形成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可爾必思這種乳酸菌飲料，與冰淇淋、養樂多、牛奶、奶油、森永牛奶糖等相同，和大正時代消費大眾對食物看法的變化相符合。有關大正人的食物觀變遷，趣味的飲食物史料研究會所編《趣味的飲食物史料》（一九三二），有以下的記載：
大正的飲食史料上最大的事件是，從一開始便抬頭的營養學研究漸次趨於隆盛，（大正）九年營養研究所建立以來，生活改善、營養食品宣傳的呼聲漸高，遂導致飲食的背景，必須考慮嚴格的營養價值。……到大正末期，對飲食品的營養價值益發重視。同時，此營養價值不一定只能以化學的分析得出，心理的作用佔很大影響的見解也出現，在留意色、香、味之外，自己的本能嗜好也成為標準。
可爾必思的創始人三島海雲，是個有著與眾不同經歷的事業家。他二十五歲時，懷抱著明治青年的憧憬心，遠渡蘊藏無限可能的中國土地。據三島的說法，可爾必思是基於在蒙古的生活體驗而產生的結果。
游牧民族蒙古人，在其居住的蒙古包入口，放置大甕儲藏乳汁。在乳汁中生長的乳酸菌自然繁殖，成為天然的乳酸飲料，這種蒙古式乳酸飲料，成為可爾必思製造的靈感。這裡先不管這個有關於可爾必思誕生神話的真偽，但要注意的是，不論三島的點子再怎麼棒，如果沒有像前面所提的，在大眾消費者間有新的需求產生的話，則三島的事業絕對不可能成功。
酪農的發展與牛乳的營養價值在日本消費社會中廣泛普及，是可爾必思成功的基礎。如果說三島可以算是大正時代食品工業上的革新者，其理由正是抓到了當時消費社會的動向。
〈插座與自行車用燈 〉
提到家用電器界的革新，一定不能忘了松下幸之助的名字。他也與安井同樣，從零細的地方工廠經營者出發。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位在大阪市內的松下工廠，陸續發表插頭（attachment plug），和大燈與小燈可以分別使用的兩用插座。雖說是工廠，但其實也只是間租金十六円五十錢的房子。這種插入式插頭與插座價格低廉、造型摩登，因此大量的訂單湧入。製品的販賣通路遠達東京地區，工廠的營運也跟著繁盛，松下每日每夜地騎著自行車來回工作。
當時的自行車用燈，是以蠟燭燈或是乙炔瓦斯燈為主，但碰到風大的時候很容易熄滅，價格也過高。雖然也有使用電池燈，但只能維持兩～三個小時，實用性亦不高。
松下因為使用自行車來回的經驗，加上早年在自行車店當學徒的時代，聽到許多人對自行車燈的抱怨。而認知到如果能研發出安全又耐久的現代自行車燈，必定大受歡迎。他以「構造簡單、無故障、電池能持續十小時以上」為目標，苦心專研六個月後，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完成了輕巧的砲彈型車燈。連續照明時間可達三十～五十小時的砲彈型車燈，完全改變了到目前為止對於自行車燈的想法。
但是，松下的砲彈型車燈與原先的預期相反，中盤商的迴響不熱烈。他抱著背水一戰的覺悟，為了宣傳產品的真正價值，採用劃時代的實物宣傳策略，直接免費配送兩、三個到販賣店中。松下的策略收到極大效果，砲彈型車燈突然間在全國引起極大迴響，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時，月產量達到一萬盞的程度。
如第二章所看到的，大正時代是電氣開始走入家庭生活的時代。電氣首先透過燈泡的光芒進入家庭當中，鎢絲燈泡可說是最初的家庭電器。當時鎢絲燈泡＝家庭電器的普及程度，是大正生活文化的氣壓計。松下最早著眼於大正生活文化基礎電器──燈泡的附屬品製造，則成為其事業穩定的基礎。
另一方面，松下將家庭的光源，擴大範圍到移動的燈火——自行車用燈，以及更進一步投入收音機製造業，成為家庭電器界革新的先驅者。從這方面來看，也可以理解松下正是代表著大正消費社會革新者名譽的人物。
革新者群像與財閥
伴隨著大正時代消費社會的擴大，在這個領域，除了上述已經提到的幾位企業家外，也可以看到許多革新者的登場。例如：自動紡織機的豐田佐吉、味之素的鈴木三郎助、雪印乳業的黑澤酉藏、帝國人絹的久村清太、百樂（PILOT）鋼筆的並木良輔、染料工業的稻畑勝太郎、鈴木商店的金子直吉、照相打字機的石井茂吉、田熊式蒸氣鍋爐的田熊常吉，以及被稱為家庭必需品革命的龜子棕刷的西尾正左衛門等等，多到數不完。
有名、無名的革新者們，在與歐美經濟水準比較下有顯著落差的日本，成為改革的重要原動力。以大正時代的革新為開端，打破日本經濟的古老面，建立起嶄新的、也就是所謂「創造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確立了日本成為當今世界第一等工業國的基礎。
比方說，今日出現在電視廣告中的著名企業，事實上大半都是大正時代時，在各種的領域中扮演先鋒地位的企業。
就大正時代日本經濟整體來說，財閥，特別是三井、三菱，結合商務、海運、銀行、保險、鑛工業、殖民地事業，發展成為巨大的集團。特別是一次大戰結束後，財閥的銀行排除、吸收弱小銀行，在金融力量上飛躍地增長。日本的產業與金融，支配力集中在財閥手中，但對於以設備投資、研究投資為中軸的革新事業，財閥卻表現得非常猶豫。
因大戰爆發導致染料輸入中斷，三井投入化學工業部門（三井染料的開端），並創立東洋REYON。雖然也有這樣的實例，但財閥在大戰期間的經濟活動，仍以「穩健確實的積極方針」（《三井物產小史》，一九五一）為指導原則。
大體上財閥認為高度的技術開發有其必要，此外卻也不希望進入市場上認為不安定的領域，希望控制在能夠安全確實地獲得利益的領域中。對以大戰為契機的日本經濟革新做出貢獻的，正是上述那般財閥之外的企業，特別不能不提到的，是在這時期以後急速工廠工業化、具有開拓精神的中小企業。
訊息來源：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8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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