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中山茂多年前，寫有一本有關中國、日本及西方的考試比較。書中他對東西方的筆試傳統與西方考試的重視口試有所比較。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中、日、韓三國的科舉或考試的制度、經驗及對社會的影響雖然各有不同，但畢竟是一個重視筆試考試的文化圈。 東亞這三國（其實還可以包括越南、琉球）對考試制度的重視，當然是所有歷史學者喜歡研究且重視的課題。
學者們對考試制度的施行、考試的內容、攷選的方式、有關或附帶的政策、實物的考察等等，下的工夫已經不少，近二十年來，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不僅中國的科舉研究如此，就是韓國及日本的考試制度也是一樣。 利用近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及解釋科舉制度的也不少，從早年對中國的士人的社會地位、階級及收入，到後來對社會流動的探討，乃至於利用人類學者用中國社會的宗族理論來探索科舉對宗族結構的影響，不一而足。最近更有學者探索舉子的心理狀態，或者借用社會學的「場域」理論來解釋影響科舉的各方面勢力，如何在這個場域較力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發展都使得科舉學的研究顯得多彩多姿。
但是科舉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一環當然是教育。中國官學教育在唐代得到顯著的發展以後，科舉的重要性也就越趨明顯，到了第十及十一世紀，不僅官學教育有長足的進步，就是私人講學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儒家的思想重新重視道德的教養及師道的振興，就是佛教及道教也開始提供私人問學的場地，加上第十世紀以後，印書的工業開始興起，於是私人（尤其是由家族來倡導的）興學活動空前繁榮，開始了書院的傳統。 書院到了朱熹的時候，得到儒學賦予的正當性，成了以後數百年中國教育的支柱。雖然書院的教學理想對科舉以及國事一貫採取批判的態度，但是書院的發展卻是一個與科舉相互對立而又相互包容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書院逐漸官學化，變成了準備科舉的很好的教育場所。但是書院所開發的思想，以及對儒學不斷的新闡述，卻又影響了科舉的內容。因此科舉也時刻對歷代思潮有顯著的影響；中國的儒學、理學或道學，與科舉考試的內容息息相關。
換言之，科舉的內容在過去一千年中，不斷地與私人講學及書院的思想互相格義，左右了思潮流變的方向，甚至對文體的發展也產生了影響。這樣的現象反映了書院與科舉之間的密切關係。 書院在中國社會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十分重要。十九世紀以來，它更成了近代中國抵拒西潮的堡壘。這樣的發展與科舉的保守性格轉相扶持，成了近代中國思想遇上困境的基本原因，兩者因此都在上一世紀的初年廢除。一百年之後的今天，反思這個持續長達數百乃至一千多年的兩個制度，提出我們的解釋和新看法，的確有它的重要。中國在近三十年來的發展，開始遇上如何有效地看待傳統的種種問題，因此更需要對這兩個制度之間的依違關係努力加以爬梳，研究中國教育及科舉的學者實在責無旁貸。
就日本與韓國言之，書院的發展對兩國文明的影響也十分重大，而儒學在兩國的發展也與書院的發展息息相關。但是雖然兩國都曾受中國科舉的影響，在各自的歷史裡，考試方式與書院之間的相互依違的關係則與中國非常不同，這也是大家都熟知的事。但是至少從書院的發展言之，處處可以看見它與當代學術發展的關係。韓國的情形我們相對知道，就是在日本，幕府學校（所謂藩校）或學塾的考試與學術之間、或是學術能力與經濟治世的能力之間的關係也常常被討論，而中國書院的講會活動也與日本最早以書院為名的藤樹書院及其傳統可以互相比較。至於兩國書院的「官學化」發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日本實行中央統一的科舉時間很短，因此一般人認為日本並沒有開科取士的傳統，這個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日本歷史上對中日制度的不同的討論並不缺乏，而因為政治制度的不同，所以對中國科舉考試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適合日本採行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雖然有許多儒者認為中國式的考試（科舉）或許對日本學術的衰落（尤其是江戶時代）會有振興的助益，但是日本社會的特色及日本人對自己社會的認識使他們對實施科舉有相當的保留。藩學考試的目的和作用與中國科舉的確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藩學或江戶後期的考試方式（按照R. P. Dore的說法，考試不甚嚴格，充滿「慈悲心」）畢竟有可以與中國相互比較、攻錯的地方。
韓國的考試制度模仿中國的科舉，行之有數世紀之久，對韓國儒學發展的影響也較大。但是韓國由於貴族社會的結構十分堅固，因此它的考試或科舉制度對社會的影響因此也較小。至於書院（十七世紀末年，已經多過800所的書院）所傳播的教育理想，往往與朱熹的學術相類似，而書院教育理想也常常反映對科舉的抗議和批判。士大夫（以李退溪為最有名的代表）對兩班的批判也讓人們想起東林的士大夫精神。但是即使如此，韓國的科舉還是與書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就東亞的書院與科舉的關係這個課題言之，其實有許多異同可以深入探討。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鑒於東亞各國書院教育傳統與科舉考試制度的密切關係是當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因此準備於今年五月廿六至廿九日在本校舉辦國際會議，邀請各地區學者大約四十人參加。會議期間，希望各專家能盡量把書院以及科舉兩個制度的發展、內容、社會意義，以及兩者之間相輔相成、或相互批判的關係放在東亞歷史經驗的脈絡裡來進行深入的討論及反省，以期對這兩個人類歷史有重要意義的教育制度做出新的闡述及發明。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協辦單位：中華炎黃文明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
出席學者：
近藤一成（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吾妻重二（日本關西大學教授、文學部部長）、水上雅晴（日本琉球大學教育學部學校教育教員養成課程教授）、飯山知保（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Achim Mittag（Tubingen University [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講座教授兼東亞研究所長）、Thomas Curran（Sacred Heart University）、Steven Miles（Washington University）、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田建榮（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李世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占倫（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試院研究員）、余來明（武漢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金瀅坤（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祖慧（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所教授）、胡平（教育部考試中心副處長）、陳文新（武漢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徐勇（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張希清（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郭培貴（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劉虹（河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教授）、劉海峰（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兼院長）、鄧洪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龔賢明（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原所長、教授）、高明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周愚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暨教育學院院長）、劉祥光（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光台（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合聘教授）、李卓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陳維新（故宮博物院文獻處研究員）
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5/26）、A202（5/27~29）
開放報名人數：80名（報名超額時，相關領域研究者優先錄取）
報名截止期限：5/18（5/20寄發錄取結果通知）
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報名網址：http://goo.gl/Env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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