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

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轉）

一 研究工作的基礎建設
　
回顧近40年來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工作，不禁感慨系之。從整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看，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似乎尚屬薄弱，然若與它自身進展的速度相比較， 卻又頗令人欣喜。以各方面的成果為例，建國以來有關北洋軍閥史研究的論文約600餘篇，其中1980年以前的30年僅為130餘篇，而近十年來的科研成果 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品質上都是前所不能相比的（第二、三部分詳述）；而北洋軍閥史專著的出版和有關資料工作的逐步進行，則體現了研究工作的基礎建設正在紮 實、全面地展開。

資料是科研建設的基石。要進行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就必須有信而可征的資料儲備。近年來，由於改變了過去資料工作被漠視的狀況，北洋軍閥史資料的整理、刊佈工作進行比較順利，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方便，這是北洋軍閥史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為史學研究可靠性最大的第一手資料應是歷史檔案，但長期以來，因種種緣故造成檔案資料得之甚難的狀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有關檔案資料即以 10萬件計，可謂數量浩繁。1957年，該館編印了內部發行的一套《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油印本），為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打開了方便之門。但中間一度 陷於停頓，從70年代末開始，該館同志又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正在整理編輯出版兩套資料。一套題為《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自1979年起已正式出版發 行第一輯《辛亥革命》、第二輯《南京臨時政府》、第三輯《從廣州軍政府到南京國民黨政府》等。另一套題為《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按不同專題陸續出版 了可供史學研究的寶貴資料，如《白朗起義》、《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直皖戰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兵變》等等。同時，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 合辦的《歷史檔案》雜誌及其後分出的《民國檔案》從創刊以來，陸續公佈了不少有關北洋軍閥史的歷史檔案資料。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凱被炸案》、《“二十一 條”簽訂經過的史料一組》、《袁世凱等有關張振武案的電文一組》、《北洋政府處理日本在延吉等地非法設警文電》、《民國初年日本製造奉天擠兌風潮檔案選》、 《張敬堯在吳佩孚撤防北歸期間致北洋政府的電報》、《楊宇霆破壞曹錕賄選與各方來往信函》、《北洋政府鎮壓奉天聲援五卅運動函電選》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 代史所編輯出版的《近代史資料》也刊佈了一些歷史檔案資料，如有關贛寧之役、南北議和、張勳復辟、軍閥與帝國主義關係、北洋軍閥私人財產等資料都甚有參考價值。

除歷史檔案外，當時的報刊雜誌及當事人私人筆記雜著也是重要的史料。近年來，民國時期發行的《大公報》、《民國日報》、《晨報》等影印本的複製， 可使人瞭解當時社會面貌的不同方面。特別要提到，持續40餘年的《東方雜誌》是舊中國歷史最久的綜合性雜誌，其中不乏寶貴史料和時人評論可資參考，近年亦 已影印複製。這些都給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來源。私人存檔的發掘，也使我們看到一部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如《近代史資料》曾刊出的。《李廷玉 所存電稿》、《徐樹錚電稿》、《夏壽康往來函電》、《馮國璋往來函電》、《張勳藏劄》、《沈曾植電稿》、《吳景濂函電存稿》等。天津歷史博物館編輯的《秘 笈錄存》即是由徐世昌家藏的其任北京政府大總統期間秘書廳歸檔後的電報編纂而成，輯錄了有關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反映了北洋軍閥執政下 的北京政府賣國、軟弱的真實面目。這部分資料不僅珍貴，而且比較完整，可以作為治史的可靠資料。

最近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世凱奏議》，收錄自 1898年至1907年間袁氏奏片800篇，雖其中的主要內容早已於1931年以《養壽園奏議輯要》付梓刊行，並作為重要資料而為學術界長期利用，但《奏 議》的出版，使研究者得見原來的完整面目，更便於從中採擇。在筆記雜著方面，如《鄭孝胥丙丁日記》、《退廬箋牘》、《憩園存稿》等，都對北洋軍閥史研究有所禪益。

除上述各類單項資料外，還有系統的資料工作。建國後，《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已陸續出版了11套資料，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目前，僅告闕如 的最後一套資料——北洋軍閥部分已由來新夏主編並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300余萬字的大型資料書的選錄範圍，涉及檔案、傳記、專集、雜著、報刊 和彙編等方面，並盡可能選錄一部分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始資料和流行較稀的成書。這套書共包括五部分：前四部分按北洋軍閥的興亡歷程分四段，並圍繞各階段中的 幾個重要問題分別選編50萬字左右，各成一冊，第五部分則包括軍閥人物傳志、大事記、書目提要、論文摘要與附表等。入選的資料均經編者嚴格篩選和整理校 訂，可供研究者直接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為編纂《中華民國史》而編輯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包括了所有中華民國史初稿及其所附資料，自1972年開始由中華書 局陸續出版。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了大量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成果和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其中涉及北洋軍閥的資料也很多，僅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密電》 （六冊）、《奉系軍閥密信》為例，即整理收入了自1911年至1930年期間奉系軍閥與其他派系軍政要員密謀、交往中的大量密碼電報和1917年至 1928年間的289件密信，這些資料都是研究北洋軍閥可利用的寶貴素材。

另外，還有建國前關於北洋軍閥史有關論著的再版，也給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鑒。如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是一部首尾完整、資料豐富、且又 條理清楚的重要論著，北洋軍閥史是其中的重要篇章；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以採集多方面的大量資料展示了中日關係發展的詳細過程，其中頗多北洋軍閥 與日本勾結的內容。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輯，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在陸續出版的《近代稗海》，雖然旨在選輯出版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立期間有關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稗史著作，然已出或即出的第1至8輯基本上為北洋軍閥史的內容，這項工程浩繁的工作無疑給求書不便的研究 者帶來很大便利。

同時，隨著大量國外有關書籍的進口和開放，使史學工作者開闊了視野。目前一些有價值的外人著述已在陸續翻譯出版。如由澳大利亞華人歷史學家駱惠敏 整理編輯的當年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厄·莫理循的書信集已以《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為書名由知識出版社出版，這部百余萬字的書信集 涉及1895年至1920年間北洋軍閥統治者的大量珍貴資料。另外，諸如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等公佈後儘管目前還未有完整的中譯本，但其中的很多資料正在被 我國學者利用。

北洋軍閥史資料工作的又一個重要方面——當時人的回憶資料也應是研究工作的參考資料。1959年，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號召把近代親身經歷、所見 所聞、豐富多采的歷史資料實事求是地記錄下來。以後，全國各省、市、區政協都設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廣泛徵集史料和回憶文章，並從中選輯出版文史資料刊 物。其中許多內容豐富的篇什記人記事，從不同方面提供了資料。杜春和等所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即選錄了有關北洋軍閥史的34篇回憶文章。遼寧文史資料選 輯以專輯形式出版了《郭松齡反奉》一書，其中大都是本人親歷的第一手資料和回憶文章，還選編了一部分重要函電。這種選編方式可使資料相對集中，使讀者減輕了翻檢之勞。

 
建國以來北洋軍閥史研究工作的一個很重要但卻往往被人忽略的方面——工具書的編纂工作也取得一定收穫，雖數量較少，但品質較高。劉壽林編纂的《辛 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是第一部檢索北洋時期官制的工具書，久為研究者所喜用。錢實甫編著的《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一書，1984年已由中華書局出版 發行。這部研究北洋政府統治機構的資料性著作，記述了北洋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政、軍政、司法等機關的機構和制度，並附錄了有關資料目錄和名詞索引等簡注，是 一部資料豐富的工具書。來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也介紹了若干北洋軍閥人物的年譜，頗便檢索。

 
北洋軍閥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是建國後有關專著的問世。1957年春，來新夏著《北洋軍閥史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繼而又有陶菊隱《北洋 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於1957年至1959年由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前者的特點是提綱挈領、論而有據，對北洋軍閥集團的形成、發展、更迭、派系混戰及覆滅作 了簡明的勾畫；後者的特點是材料豐富，敘述詳細，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整個社會面貌做了比較全面的描述。這兩本書可互為參閱，相得益彰，長期以來一直是學 習北洋軍閥史的必讀書籍。1980年以後，有李宗一著《袁世凱傳》、常城著《張作霖》、蔣自強等編《吳佩孚》等人物傳記相繼出版，推動了北洋軍閥史的研究 工作。1983年，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史稿》一書問世，這是在《北洋軍閥史略》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集中了當時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臺灣學者丁中江著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也是一部記述北洋軍閥史的大型著述，對這一時期史實的敘述比較具體，可資參考。另外，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志讓所著 《軍紳政權》一書認為，1922年至1928年中國的政權形態是軍紳政權，他分析了軍紳政權的性質及這一政權在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 是有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一本論綱性著作，其觀點可供我們參考。

以上所述，說明研究工作的基礎建設已經取得一定成績，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有了基礎建設的保障，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工作才會向深度和廣度順利發展。

二 宏觀研究的突破性進展
北洋軍閥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它之所以能夠產生、發展，直至作為當時中國社會命運的主宰者而支配中國政局達16年之久，這絕不是偶然的，應該找出它 存在的社會歷史根源。但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前，理論研究囿於思想方法的束縛和人為的禁錮而成為最難有所施展的領域。排除“左”的干擾以後，對一些帶有 理論性的問題展開了比較深入的討論，這些宏觀研究的突破性進展，為整個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探索了前進的道路。

關於北洋軍閥集團形成的原因問題，長期以來都認為它是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這一論點從宏觀上看無疑是可以彼接受的，但缺乏深入的分 析和足夠的說明。1985年發表的來新夏和任恒俊的文章在這一問題的觀點上比較接近。他們認為，首先是由於鴉片戰爭後清廷的衰朽和舊軍隊的腐敗，迫使統治 者為維持其政權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軍隊；其次是當時的社會思潮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為建設一支新式軍隊提供了思想和物質基礎；再次是列強侵華策略的改變，即帝 國主義對袁世凱的賞識和支持；另外，袁世凱掌握了一定的權勢，並施展權術，抓住時機，使這支武裝日益發展壯大，終於形成一個政治軍事集團。

關於北洋軍閥的階級屬性，目前的看法不盡一致。有人認為，北洋軍閥就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它上臺的直接後果就是封建勢力的再度強化；也有人認為在 其執政期間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曾出現一定發展的情況而使社會性質有所變化，因而，這一集團不僅是大地主階級的代表，而且在某一方面某一階段已帶有資產階級的 色彩。後一種觀點正在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而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近來有文章通過對若干軍閥官僚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考察來說明北洋軍閥統治集團的性 質，文章認為，“軍閥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與封建生產關係相脫離或轉化，這是與它以前的統治階級很大的不同點”。而且這些軍閥官僚私人資本的性質，亦 應“屬於民族資本”也有人從其統治術的角度說明北洋軍閥是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因為把它同清末時封建專制統治相比較，就會發現，在統治方式上 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要標誌就是：“北洋軍閥統治者力圖利用形式上的資產階級法統對社會進行控制，以達到其專制統治的目的。”統治手法的變化反映了觀念的變化，因此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從思想意識這一側面對北洋軍閥的階級屬性給予了說明。當然，這個問題牽涉到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諸方面， 不僅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還需要有大量歷史事實為根據，因此，有待于整個北洋軍閥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發展。

關於北洋軍閥集團的歷史作用，近幾年來也有比較深入的探討。來新夏著文從五個方面作了論述：1．北洋軍閥集團在清末是維繫晚清十餘年統治的一個支柱。2．北洋軍閥集團是辛亥革命時期轉移政權的主要力量。主要表現為：如果不是這支軍隊在搞縱橫捭闔，清朝政府是不是這麼容易交出政權是值得考慮的，同時 也是這支軍隊對局勢的威懾力量，使革命者被迫退讓，使袁世凱輕取中華民國的統治權。3．北洋軍閥集團是統治中華民國統一政權的代表。4．北洋軍閥集團所掌 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統一走向再統一的一個過渡。5．使中國的軍制擺脫了舊有的落後而陳舊的狀態。這一比較全面的概括性論述在北洋軍閥史的理論探討上有一定的突破。

對北洋軍閥的特點問題，過去的研究從未涉及，直至近年才見有人從不同角度立論。彭明認為：一是軍閥們各有一支為自己爭權奪利而服務的軍隊；二是各 有一塊可以隨意搜刮和統治的地盤；三是軍閥大都是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統治的工具。來新夏等則認為：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階級為其主要社會基礎；第二，割據稱 雄，擁兵自衛；第三，各樹派系，榮損與俱；第四，縱橫捭闔，製造政潮；第五，賣國媚外，殘民以逞。李新在《北洋軍閥的興亡》一文中則提出四點：一、採用外 國兵制；二、財政來源己不完全依靠封建經濟，其另一重要財源是向帝國主義借款；三、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產農民或其他勞苦群眾，也有無業遊民，總之是實行募 兵制；四、各據一方，連年混戰。

外國學者在研究北洋軍閥時曾論及“軍閥”的定義，認為判定是否“軍閥”的要素是“擁有自主的軍事力量，控制一塊基本的地 盤，以使用武力為最終裁決之法，倚靠家長制的統治方式而非制度化的統治模式，以及對社會和經濟採取無情榨取的態度”。由此可見，中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但中國學者則更較注意其階級性質問題。

在理論研究方面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社會經濟。這一問題既直接體現著北洋軍閥集團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間接折射北洋軍閥自身 的階級屬性。目前雖然已突破了單純在概念上繞圈子的狀況，開始在具體史實和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意見不一，甚至互相對峙。其主要原因在 於，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剛剛起步，又限於各自所接觸資料的範圍，因此一時難於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方面，可以兩篇文章為代表。一種意見 認為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其原因之一是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民族工商企業發展的政策法令；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北洋軍閥 是破壞中國走現代化道路的罪魁，它們憑藉手中的反動政權竭力維持封建、買辦的生產關係，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更極大地阻礙了民族經濟的發展。

這一命題也受到日本學者的注意。如渡邊惇著《袁世凱政權的經濟基礎》即認為以周學熙為代表的實業政策對清末民初的資本主義發展作出了貢獻；另有野澤豐撰《民國初 期軍閥政權的經濟基礎》及平野和由撰《軍閥政權的經濟基礎——交通系、交通銀行的動向》等文都對此問題作了較深入的闡述。在農業經濟的研究方面，有人認為 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成份——軍閥地主。它以地權和政權相結合的形式對農民進行極其殘酷的剝削和統治，軍閥地主的出現，導致了土 地關係的倒退。辛亥革命後我國農村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狀況到底如何？這方面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吳慧敏的文章著眼於階級關係方面的變化，提出了“軍閥地 主”的新概念，對當時農村經濟和生產關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另外，宋玉印也從東北地區的農業經營狀況印證了這一論點，認為1914年出現的官僚資 本對東北開墾的高潮，促使了軍閥向地主轉化，於是封建的土地制度舊態依然存續著。

近兩三年來，對這一時期經濟問題的研究出現一種新趨勢，即在進行總體研究 的同時，也出現了專題研究和地域性研究的成果。如對袁世凱統治時期的重要經濟來源——鹽稅的管理與改革問題，王仲的文章通過考察後得出結論為：袁的鹽務改革在增加稅收方面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但它的絕大部分被用作償付以鹽稅擔保的貸賠各項本息，即獲利最大的是帝國主義，而袁政府只是從中分沾一些餘瀝。這反映 了袁世凱為了實現“武力統一”的美夢不惜出賣主權的醜惡面目，進而也反映了經濟上積貧積弱的軍閥政權被帝國主義箝制的一個側面。再如關於張作霖對東北地區 經濟的影響，也有文章論及。傅笑楓《論“九一八”前東北的張氏軍閥官僚資本》、《關於奉系軍閥官僚資本》兩文是較全面的論述文章。王秉忠的文章則介紹了東 北地區中日企業“合辦”的情況，使我們看到奉日雙方在經濟合作幌子下的政治交易。

過去我們研究北洋軍閥史較多地注意了北洋軍閥自身的狀況，而如今已深入到北洋軍閥的統治如何作用於社會這樣一個層次，表現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因為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所要達到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在這一時期主要要靠掌握中央政權的北洋軍閥集團付諸實現，故而兩者在經濟上的關係與前此的清王朝相比已大 不相同，主要表現在它的經濟手段更直接作用於中國政治，因此在研究北洋軍閥時期經濟問題時不能不注意到這一點。

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關係問題長期以來為史學界所注目。對這個問題，以前曾出現過各有歸屬的觀點，認為某帝國主義即為某軍閥的靠山，某軍閥是某帝國 主義的走狗。近年來，隨著資料文獻的刊佈發掘，特別是隨著思想方法的解放，這一問題正在得到較為客觀的認識。一方面，對死心塌地投靠帝國主義的軍閥，其賣 國求榮、甘作走卒的歷史事實不容抹煞（如對段祺瑞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有文章以大量確鑿的事實給予有力的論證；另一方面，對過去簡單化的方法和結論也逐 漸在扭轉。如孫思白提出，軍閥有需要向外國勢力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籠而統之地稱為帝國主義“走狗”、“工具”不一定合乎實際情況，其間 關係往往是隨時隨地而有極多變化和複雜的內容俞辛焞在1982年第4期《南開學報》發表的《日本對直奉戰爭的雙重外交》和婁向哲在1984年第2期《學術 月刊》發表的《直系軍閥政權的破產及其傾覆》兩文從史實的研究方面也論證了這一觀點。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是北洋軍閥史研究中的一個大課題，而且 相對於清朝統治和後來的國民黨統治來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似嫌太少，而且多拘於某一問題、其一片斷，還沒有提出更充分的資料，準確地說 清兩者的關係。

還有些綜論性文章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階級關係社會意識等方面作了全面考察。如徐宗勉《關於資產階級從擁袁走向反袁的歷史考察》一文指出，民國初 年資產階級對作為民國大總統的北洋軍閥頭目袁世凱有一個由支持到反對的過程，從而反映了在中國政治變革時期階級關係的複雜變化。再如張靜如等《北洋軍閥統 治時期的社會和革命》一文，通過對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思想文化領域變化的輪廓性描述和分析，而從新的生產力引起社會革命這一新角度研究了北 洋軍閥衰亡的原因。另如王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社會意識變遷的趨勢》一文，將當時北洋軍閥統治者的思想作為這一時期的社會指導思想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注 意形式上的資產階級法統”，實質上是反映了北洋軍閥統治觀念的變化。雖然這些文章各自論述了某一個側面，但反映了史學工作者研究視野的擴大。

總之，在理論問題的探討方面取得的成果是顯著的，尤其近幾年的大膽嘗試和探索，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這些研究積累起來，必將把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三 微觀專題研究的不斷深入
　
關於北洋軍閥的興起，大家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其發源應從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算起，如喬志強的《清末新軍與“辛亥革命”》一文等，另外章開沅 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和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史稿》也都持此觀點，並專門敘述了其發生的原因和發展的過程。但對北洋軍閥形成的時間卻存有三說：來新夏等認 為應以袁世凱竊國為標識；但任恒俊認為從1895年小站練兵開始到1905年練成北洋新軍六鎮，北洋軍閥集團遂告形成；李新則認為袁世凱利用辛亥革命“從 清政府手中奪得全部權力後，他就成為一個擁有一支精兵而雄踞北方的大軍閥了”。意見不一的關鍵不在於時間的早晚，而在衡量其形成的標準如何，這個標準確定 下來後，那麼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對袁世凱死後的皖、直、奉三大派系及其之間和各自內部的鬥爭問題，前幾年有關皖系的文章較多，其次是奉系，直系則再次之。皖系在北洋軍閥中資格最 老、勢力最大，到目前為止，尚未見關於皖系基本發展線索的專著問世。曾有單寶《皖系軍閥的興衰和特點》一文簡單介紹了皖系概況。對皖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 的關係方面，則有章伯鋒的文章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論述。近一兩年來，以東北地方史為特色而出現的奉系軍閥研究令人注目。以前對奉系的研究往往與對其首領 張作霖的研究連在一起，如常城主編《張作霖》一書概括了張作霖的軍閥生涯，從中也可以看到奉系軍閥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線索。現在則有了不少專題研究的文章發 表，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這裡要提到的是，對奉系的研究以其後期的內部矛盾為多，如對郭松齡倒戈，先後有十余篇文章從不同角度論述；再如槍斃楊常事件，亦 有常城、陳崇橋、王維遠等的文章給予了較全面、深入的說明。對於直系尚未見到比較完整的論述，多散見於對事件和人物的評述之中。……
事件與人物的研究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微觀研究的主要成果。

如袁世凱與日本勾結簽訂“二十一條”問題，雖然其罪惡性質早成定論，但目前已從對其本身的研究擴大到更深入、更廣泛的方面。研究成果說明，它不僅 僅是日本向袁世凱索取的支持帝制的交換條件，而且更確切地說是其侵華政策長期以來發展的結果，也是在共同攫取中國權益基礎上與沙俄勾結默契的結果。
如“張勳復辟”這一為人熟知而又論述不夠準確的問題，60年代初章開沅等曾進行過較全面的評述。80年代初焦靜宜又對復辟的諸種原因進行了分析， 認為既有張勳本身頑固的封建觀念，也有當時社會上封建勢力的基礎與影響，以及各派軍閥間的爭鬥和帝國主義的慫恿等多方面的因素。

關於北洋軍閥時期的混戰，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戰爭。這三次較大規模的軍閥戰爭代表著北洋軍閥分裂後各派系力量的消長過程，而其 中矚目的問題是軍閥戰爭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說明，每一次軍閥混戰幾乎都有帝國主義插手，並直接影響戰爭的結局。例如在直皖戰爭中因日本 支持直系而取勝，在兩次直奉戰爭中，日本先後對奉系採取不同態度，便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後果。再如由於英、美帝國主義對已處於強弩之末的直系軍閥的屏棄，致 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並致政權傾覆。另外，近年還開始了對江浙戰爭、援鄂戰爭、浙奉戰爭、國奉戰爭等的考察和研究。

 
近年來對北洋軍閥人物評價的一大特點是各抒己見，展開了不同觀點的爭論。這是北洋軍閥史研究形勢日盛的表現之一。

 
對北洋軍閥的創始人和總頭目袁世凱的研究與其他人物比較相對集中。他雖然是作為一個反面人物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同樣應該根 據歷史的本來面目給他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和分析。粉碎四人幫以後，以李宗一著《袁世凱傳》開其端，這是出版最早的一本袁氏傳記，其中稱袁世凱是“近代中國曆 史上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個偽裝維新的封建專制主義者”。其後，又有胡柏立著《袁世凱稱帝及其滅亡》、侯宜傑著《袁世凱一生》、 謝本書著《袁世凱與北洋軍閥》等書先後問世，為袁世凱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豐厚的基礎。同時，對袁世凱研究的論文也居人物研究之首，從袁在戊戌政變後發跡到署 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直至編練新軍、竊國稱帝，幾乎每個階段都有專文探討。

僅評述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文章在近兩年內即有六篇，多有一定深度。有些作者以 研究其他人物與袁世凱的關係這一角度也揭示了袁的某些側面。另外，還有唐振常撰《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吳兆清撰《袁世凱與良弼被炸案》等文則對史學界已 有成說的具體史實再次進行了更具體、深入的研究，力求得出準確的結論。這些表面看來似乎僅是對一些細微末節的考證，但仍是治史所需要的，只有弄清基本史 實，才能準確地把握其性質。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跡象是對袁世凱的評價發生了某些變化。韓明在1986年第5期《歷史研究》發表的題為《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 原因新議》一文認為，袁世凱與孫中山、張謇一樣，同屬於中國資產階級的範疇，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轉變成資產者”的道路不同，根據是：“他 們有共同的轉化背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機；他們有共同的追求目標——救亡圖存，使中國富強。這就使他們互相之間存在著或粗或細的共同利益紐 帶。但他們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程度和時序迥然各異，各自的社會地位也千差萬別，使他們走上互有衝突的政治道路。這是資產階級內部各層次的矛盾的運動基礎。” 這種看法目前還鮮見，但如果說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歷史舞臺上的殘酷鬥爭是資產階級自身的矛盾運動，那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在這一時期的革命力量和物件 又將是什麼呢？

另外，就筆者接觸到的資料，國外史界對袁世凱的研究亦頗有興趣，曾有諸種專著問世，如傑羅姆著《袁世凱傳》、歐內斯庭·朗德著《袁世凱任總統期 間：早期共和國中國的自由與專制》、斯蒂芬·麥金農著《中國帝制晚期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等，這些著作如能翻譯出版， 將會給國內史學研究工作以參考和借鑒。

段祺瑞其人在禍國媚外方面較其他軍閥尤為明目張膽，其原因之一就是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莊鴻鑄認為，“北洋軍閥頭目段祺瑞是繼袁世凱之後的中國 反動統治者，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代理人。這也是史學界一致的結論。有多篇文章談及皖段與西原借款問題。有關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資料的發掘，特別是日本外交文 書的公佈，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說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從武裝侵略而逐漸轉變為政治拉攏和經濟滲透，段祺瑞則正是充當了其得力的走 卒；裴長洪連續發表的兩篇文章都以充實的資料說明了這一問題單寶的《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議》一文則一反眾論，提出：段祺瑞幾次“能夠在關鍵時刻主張共 和、反對帝制，我們應當肯定，對他在當時所產生的影響，也應當承認，否則，是不公允的”。並認為，他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發生大動盪的情況下，思想也發生了 轉變，他主張共和，反對帝制，並付諸行動，他並沒有參與復辟帝制的行動而是反對，這不應該認為是他的僥倖，而是有他一定的思想基礎的。這是對段祺瑞評價中 的新看法。

李開弟撰《段棋瑞“三造共和”評述》一文反駁了單寶的觀點。徐衛東的文章也認為“三造共和”是段氏的自吹和標榜，而實質上“無非是段祺瑞在清末 民初為個人的權勢和獨裁而採取的政治手段，毫無真正擁護共和可言”。史學界目前對段祺瑞的評價出現分歧說明研究正在進一步深入。

東北地區對張作霖的研究成果較多，但評價亦存歧異。常城《張作霖是怎樣在東北稱王稱霸的》一文和他主編的《張作霖》一書認為：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 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大搞軍閥混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是一個“反動的軍閥”。任松通過張作霖與日本秘密簽訂“滿蒙新五路密約”過 程的研究，更認為張是長期與日本進行勾結的，直至其被炸前仍在這次密約中大批出賣東北主權。有人則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既有勾結利用的 一面，又有矛盾衝突的一面，如潘喜廷、田胡甫等都持這種觀點。丁雍年的文章不僅認為張作霖在鎮壓“宗社黨”復辟、統一東北方面作出了貢獻，而且在與日本關 系問題上亦不是甘心當漢奸出賣東北，他之不見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應該得到人們諒解”。

1985年7月27日《人民日報》公佈了在日本發現的當年張 作霖被炸現場的照片、證實了皇姑屯事件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為。至於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程度究竟如何，目前還沒有系統的資料和文章加以說明。另外使 史界震驚的新發現，是張作霖授意製造《致駐華武官訓令》，並以此為由密令查抄蘇聯大使館，逮捕並殺害李大釗的經過被揭露，這張在當時反蘇反共逆流中的王牌 終於在半個世紀後大白於天下，暴露了張作霖晚年仍堅持反蘇反共的反動立場，尤其對李大釗的殺害更是不可饒恕的罪行。

以上文章多數出自東北地區的史學工作者之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性研究的優勢。對張作霖早期綠林生涯的研究是剖析奉系形成過程及其特點的重要課 題，然而當時的張作霖尚屬難入經傳的“草寇”，因資料難求而成為研究工作中的薄弱一環。潘喜廷撰《張作霖在遼西的發跡》一文，則利用地方檔案和史志資料介 紹了張作霖自1899年正式拉匪成幫、投誠清廷，直至1911年乘辛亥革命爆發之機進入奉天前，他在遼西十幾年經營的概況。這是北洋軍閥史研究中的一項富 有特色的成果。

對直系首要人物的研究有公孫訇《北洋三傑之豹——馮國璋》、鄭廷志《試論曹錕賄選》等文，總的看從數量和品質上都尚需提高。……
從以上成果看，對北洋軍閥時期史實的微觀研究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特別是對一些所謂“反面人物”的評價問題，正在力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出科學分析，這是此階段史學研究工作的長足進步。

四 趨勢與展望
　
北洋軍閥史的研究雖然出現了蓬勃向上的形勢，但展望前景，尚有廣袤園地有待辛勤耕耘。

北洋軍閥史的總體研究雖已有多種著作初奠基礎，但仍有較大的擴展餘地。中國近代軍閥不同于以往的封建軍閥，而北洋軍閥與近代湘淮軍閥既有不同，又 有聯繫。因此，我們首先要研究它的發展脈胳以及這一政治軍事集團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重要影響。在這一方面，還要看到北洋軍閥與以前軍閥最大的區別之一 是曾掌握了中央政權，而且多是封建王朝的舊官吏、舊軍人而執共和政體的權柄。那麼，他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無變比？作為一個執政的政治軍事集團在經濟上的表現如何？在思想意識上有無因襲關係？在這一方面如若深入下去，不僅要靠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還可以用經濟學及社會學等方法給予科學的論證。

 
北洋軍閥是一個反動的政治軍事集團，它依仗軍隊發跡，憑藉武力爭鬥，又在混戰中傾軋削弱，直至覆亡。北洋軍閥史在這一意義上看也是一部軍事史。然 而史學界對軍事史的研究恰恰是較為薄弱的。建國前曾有軍事家蔣方震著《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丁文江著《民國軍事近紀》、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國軍 事史》等專著，對軍閥混戰等紛亂的軍事現象和民國以來的軍隊狀況進行了較系統的敘述。建國後張玉田等著《中國近代軍事史》、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近代戰 爭史》和解放軍出版社正在陸續出版的《中國軍事史》，都是研究中國近代軍事史有價值的參考書，但由於體例關係，北洋軍閥在書中不能自成系統。即使有關這一 時期軍閥混戰的文章也較少從軍事角度或以北洋軍閥為直接研究物件進行論述。由此看來，軍事史研究較為薄弱的現狀正是今後史學工作者大有作為的領域。

北洋軍閥之始——新建陸軍的建立是中國新式軍隊的開端，由此至新軍閥出現前，這支軍隊在中國近現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應當給予怎樣的估計，是需要進一步研究 的。同時，它的軍制、兵力、餉械乃至每役的戰略戰術，都是應該包括在北洋軍閥史研究之內的。在這一方面，外國學者的著作如（美）拉爾夫·爾·鮑威爾著 《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日）波多野善大著《中國近代軍閥研究》等都較注意了從軍事角度對北洋軍閥進行考察。近年來國內已有專文對 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從軍事角度論及，而軍閥戰爭在時間和組織形式及武器裝備方面與今相近，因此一定會引起研究軍事史諸同行的興趣。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前後16年，而袁世凱死後軍閥間的派系鬥爭從時間上看即達十餘年之久；從史實看，他們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因此，對各派系的單項 研究就有必要分別進行，並可以根據人熟、事熟、資料熟的特點不妨發揮地方優勢。近幾年來，西南地區對當地軍閥史的研究給予了一定重視，如對滇、川、黔、 桂、湘、粵等地方派系都已有專門研究。

作為北洋軍閥三大支柱的直、皖、奉三系卻還沒有完全提上日程，僅東北地區對奉系的注意和研究始有進展，相形之下，對 直、皖兩系則缺乏顯著的科研成果。特別是直系從馮國璋中經曹錕到吳佩孚，較其他兩系來說，起源較奉系為早，衰亡較皖系為遲，北洋軍閥後期的三次大戰直系都 自成一方；而皖系實力雄厚，其首領段祺瑞四任閣揆，一攝執政，對中國政壇影響很大，雖然直皖戰爭後已難作為一個獨立的派系與直、奉抗衡，但其死而不僵，時 有所動，因此都大有研究的餘地。三大派系的鬥爭不僅代表著北洋軍閥軍事實力的消長，也代表著這一時期政治、經濟因素的變化；不僅影響其割據的某些地區，也 牽動著北洋軍閥統治的全域。從不同的側面分而治之，會使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更深入、更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