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

當初在兩本書之間考慮了很久，一本是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另一本就是本書最後本著對於歷史的愛好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更多背景之下買下來，然而此書的作者大家應該也不陌生，萬世法門、風雪定陵等書都是由他所著。

這本書主要從傅斯年與陳寅恪二人的家族背景來切入，傅斯年先生的祖上是清朝開國首位狀元郎，世代為官且在聊城是為一大家族；但到其祖父和父親那一代沒落而無名，後取得官費留學英國，因緣際會之下轉至德國柏林大學攻讀而受教於蘭克的弟子之下，也影響了他一生做學問的方法和準則﹔書中不時地提到傅斯年那剛硬的脾氣和高傲且大鳴大放的個性，從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一二。

陳寅恪則完全不同的狀況，父親陳三立是傳統的士大夫和文人，而他留學歐美多年且學得十三種語言，包含許多難懂或死文字如突厥文、梵文等，對於佛教和思想有相當程度的研究，但他並未像當代留洋的知識份子取得學位，其受較於歐美多國卻未曾有一紙文憑，是學而廣博型的學者，而在清華學校改制大學以後，成立國學研究院在招聘教授，除了趙元任是擁有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外，王國維、梁啟超都是清末傳統士人出身，最後也是在梁任公的堅持下，清華大學確定聘任陳寅恪為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也就是知名的清華四大導師︰梁、王、趙、陳。

而當時的北京大學由蔡元培主持，胡適亦在北京大學任教，傅斯年早年即受到他啟發，而在傅斯年歸國後不久，受到南下廣州的朱家驊邀請任教於中山大學，身為五四運動時期的「大鱷」、加上原北大校長蔣夢麟與清華導師之一的趙元任推薦，使得一心要擺脫過去北京大學傳統學派把持的朱家驊立即聘任傅斯年為文學院長，而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梁任公病逝後，趙元任也忙於調查、新聘的講師李濟也忙於和美方的合作案上，獨撐大樑的陳寅恪也在太過忙碌的情況下，同年南下進入中山大學任教。聞名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此劃下句點。

而後書中又提到傅斯年、顧頡剛和魯迅之間的矛盾，顧頡剛因為支持胡適的白話文運動和魯迅結下樑子，而後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魯迅又因為政治立場的衝突被排擠出中山大學之外；傅斯年則是在籌備中研院史語所的過程中，在理念和思維上和顧頡剛產生了衝突，而因為傅斯年的霸氣作風，讓顧頡剛辭去中山大學教職、轉任燕京大學。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並無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在原先任心理學研究所的傅斯年要求下，開始籌備設立，而傅斯年也將當時一批之名的學者多網羅進史語所之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人為底下三個組的主任，也在此時提出他最著名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等史語所做學問的準則都在此時由他制定而成，影響史語所的發展到遷台後仍是如此。

然而甫成立的史語所雖然在傅斯年的大鳴大放下呈現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在研究成果上卻仍無法與北京和清華相比較，而其第一發響炮就是清朝的內閣大庫檔案收藏與研究，幾經波輒下才保住這批珍貴的檔案資料，成為史語所成立後第一批鎮所之寶。而自此之後，王國維所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四大發現中，內閣大庫檔案在史語所、安陽及城子厓的殷墟發現也是史語所的李濟和董作賓等挖掘、居延地區的漢簡影本則由史語所的勞榦所保存和研究，四大中有其三，讓史語所的地位提升到他者無法抗衡的地位。


這本書當中寫出了很多中國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史學界的大老不論是他們之間的關係、或是他們治學的方法與理論，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待。但是，作者岳南對於某些有明顯立場的學者卻仍有相當尖銳的評價或描述，其中最明顯的一位，也就是胡適之先生。


在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對於胡適有許多的批判和負面的描述，(雖說台灣也不少前輩對他不甚滿意)總認為他許多的論點是有缺陷的。反而對於郭沫若、范文瀾等人有相當高的評價，此書主角是傅斯年與陳寅恪兩人，卻也花了相當篇幅去描寫所謂馬列主義和唯物史觀派的人物與論點，或許這是此書的侷限。

而書中很大一部分是描述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倉皇逃到大後方的史語所研究人員和各大學教授們的艱苦生活，通貨膨脹和物質短缺的狀況之下，陳寅恪又因為眼疾未能及時治療而使左眼失明，傅斯年等史語所人員也相當艱苦地從事研究和生活，也在這時期陳寅恪完成他最著名的大作︰《隋唐政治制度論稿》，但是隨之而來到抗戰結束前，陳寅恪和夫人都長期處於貧病交集和奔波流離的狀態，加上認真治學且嚴格律己，使得先生的眼睛最後是雙眼失明的狀態。

而此書也談論到傅斯年受人敬重的原因，他老人家沒有等身的著作，也沒有專攻於某領域的專門學問，但他歸國在中研院創設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引入新式的研究方法來治史，同時也是第一位將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之上，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和可能性；而他個人許多文章中特別的觀點也是讓人敬佩的地方，﹤大東小東......﹥或﹤夷夏東西說﹥等都是至今仍被看重的觀點，雖然很多人批評他在網羅新秀入史語所的時候太過主觀和絕對，以及他的個性相當地霸道和強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可是在後來擔任台大校長候，在四六事件當中以強硬態度拒絕彭孟緝等入校園抓人，維持大學校園的自由獨立性，的確值得我們去讚賞。不過如果傅斯年多活幾年於台灣或台大校長任上，其是否會和殷海光教授一樣，大力地去炮轟蔣中正的威權政府呢？

然而選擇留在彼岸的陳寅恪和許多在搶救計劃未成的學者們，似乎就沒有像來台的學者們幸運了，中共建國後曾大力邀請在嶺南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北上，和郭沫若、范文瀾共同擔任中國科學院第一、二和三歷史所的所長，但是陳婉拒且主因是不願讓政治主導研究，更不願奉行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研究方法來治史，這讓郭、范兩人相當惱怒；這其實也種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陳寅恪被列為「中右」而被鬥爭的原因；此時的陳寅恪已經垂垂老矣，再加上雙眼失明，身體相當地虛弱；在文革期間，他的研究被紅衛兵等冠上資產階級的大帽子，隋唐史上重要的安祿山研究被視為末流、元和詩箋的研究被視為研究妓女、酒樓等毒害社會的事物而加以批鬥，雖然一開始有周恩來的名單保護，但是紅衛兵在中山大學內用強力喇叭批鬥，讓陳寅恪長期處於驚嚇狀態，最後因病和驚嚇而離開人世。

史語所遷台後，歷史組的主任職仍保留給陳寅恪，直到他去世後才由勞榦接任；陳寅恪不願來台，在威權時期他的著作在台灣發行，作者欄寫︰「陳寅○」，因為他被視為附匪學者。岳南在書的最後一章將文革時期遭受迫害的著名學者列出，並且描述其被紅衛兵迫害的經過，讓人不勝唏噓！傅斯年夫妻來台，但他的姪子和家族成員很多在反右和文革時期都遭到大肆的迫害；又或歷史學家向達等，都因為被批鬥或勞改而死。能夠正面地面對文革時期造成的傷害與損失，或許是此書一個不錯的地方。


兩岸之間的戰爭和對立，造成多少損失和悲劇。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約80餘位，在兵荒馬亂之際能夠被「搶救」出來的僅10多人，以及少部分大學院校中的知名學者；而留在大陸上的許多知名的知識份子往往在之後的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的波及和迫害；如陳寅恪、向達等，少數和政治權力完全沒有牽連或支持馬列主義的學者才得以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