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導 言
無庸置言，民國時代的中國歷史是由它的對外關係的性質所界定、塑造、並且最終必須依此來解釋的。眾所公認，在過去二十年裡柯文所稱之為「著重內部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許多貢獻，但對於民國時代，尋求某種有特色的「中國中心」的歷史表述卻未必恰是好處，因為這一時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國際層面的影響。民國時代是以兩個「新中國」的創立為界的：1912年的民國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國。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國際上各類動機的制約，而二者政府之差異則顯示了國際各種影響的增強。偶有中國人受到過早期民國議會實驗的直接影響，但每一個中國人將都經歷了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致命的混合體制：即毛澤東所稱謂的中國共產主義。
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一言以蔽之，可謂無所不闖入、無地不滲穿、無處不盛行，如德國人所言：「徹底穿透」於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高層外交領域裡，中國的國家政權手段界定和維護了為所有漢人（以及相當一部分非漢人）聲稱所屬的新的民族國家的版圖。「中國」──1912年以前實在只是一個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稱謂──擺脫了受「列強」監護的地位（如果不說是半殖民地），恢復了晚清時被嚴重限制了的主權和自治權，自己上升而成為一強權。
這一自後進到強權的演變在軍事領域更為明顯。我們只需比較兩次中日戰爭的長短和結果。或者我們可以對比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與民國末期中國的表現：1900年一小批西方軍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 年的戰爭中國民政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後，人民共和國──它的軍隊誕生于國民時代──與世界頭號強國裝備精良的成千上萬軍隊戰成平手。軍事力量部分由工業化造成，而工業化則建基於前所未有的對國際經濟影響的開放。民國時代見證了一段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黃金時代」與近代國家資本主義的誕生。而沒有外國的合作與投資，二者都不可能。
這一時代最矚目之事是試圖按國際範疇自覺徹底地檢討中國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屆政府都從國際上所認同的種種「主義」中尋求合法性，從立憲主義到共產主義不一而足。而這一時代最讓人迷惘之事，則是在民國末年，西方在中國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與蕩然無存，如果消失最終只是暫時的話。
外交史還未進入民國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任何一時期的學者那裡，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研究從未取得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歷史著作中那樣的顯要地位。藉于威尼斯使節信件，蘭克寫出了一段《王室與民族》的歷史，雖然他寫的歐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關於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的著作則多將貿易置於外交之前，視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一個經濟、文化和政治衝突的含混不清的領域。在範圍更廣的國際關係領域裡，現實主義外交關係學派長期主宰學術研究，視國家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體性的、理性的行為者，認為其行為是由外部而非內部因素所驅動（所謂「外交政策優先」）。但關於中國對外關係史最有影響的著作則總是將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國家性行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臺。
只是在最近這種思路寬泛、方法綜合的研究才被雅稱為：「國際史」。在這裡，外交政策不過是對外關係的一部分，而且極可能是一種文化構成。因此對於這個學派，「映象」、「感覺」、「信仰體系」和「認知標記圖」等概念至關重要。這些概念組成了一套「透鏡組」。如同通過「利益」與「行為」可以觀察其它民族國家一樣，通過這套「透鏡組」，中國民族國家的利益與行為也可被觀察到。在國際關係理論家中，雷諾萬和杜羅瑟爾綜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認知問題、利益集團政治、人口和文化變遷過程，同時並未忘記給予權力政治和地緣政治以傳統的關注。他們的著作與國際史學家的著作最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和韓特這樣國際史大家的著作中，國際史也還是缺乏理論。
雖然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通常理論貧乏，但它卻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傳統強調對外關係中的經濟和階級因素，儘管它得被迫隨時代的政治大勢而屢屢修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使在共和國自身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列寧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裡帝國主義和金融資本結合的論斷也仍被當作權威理論，雖然它根本解釋不了帝國主義的西方在中國的各類活動。近來，近代中國史又被剔去其複雜性與偶然性，以便對其的敘述可被納入「世界體系」學派。還有，用後現代主義方法來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史學似乎並未能避開老式的政治論爭，雖然杜贊奇的著作是個明顯的例外。
在這理論亢奮中，幾乎無人對中國外交史進行認真的學術思考。高龍江、福伯斯、喬丹、威斯塔德、孫友利、克立福德、還有下面將引用的其它一些人，雖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幾乎都不會認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許，這是由於國際史曾追隨過外交史，也就是說，有關中國外交活動的研究幾乎全源自於一塊狹小的中國研究領域，而這一領域至今仍在做對外關係的研究。結果是，西方沒有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外交史的權威之作（十九世紀中國史也一樣，在英語文獻中摩爾斯 H.B.Morse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獻裡找中國外交事務詳盡的綜述，人們必須退回去查當時代人包拉德、巴斯和列維等人的著作。中國作者們較容易寫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國時代也確實出版了幾部優秀的著述，但他們的學術一直受到歷屆中國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只是在90年代並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國，當查閱外交部檔案比臺灣更為寬鬆之時，才出現了綜合性的、大體上非政治化的、並基於檔案的中華民國外交史概覽。
與其它領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當令人遺憾，因為民國時代的中國外交從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驚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國政府繼承的不是人們說的歷史的中國，而是大清國，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龐大清帝國，涵蓋了滿洲、蒙古、東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沒有哪個中華帝國像滿人的清帝國一樣如此廣袤與長久。然而在二十世紀頭十年裡，到處都是帝國崩潰的徵兆。但民國時代讓人驚訝的事實是，這塊空間不僅被重新界定為「中國人的」和中國的神聖國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維護，以致於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基本上還與清代的一樣，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國還在。更確切地說，帝國成為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這或許是民國外交最大的成就。
維護國界 維護民國漫長的、軍事上無法防禦的國界的任務，主要落在負荷沉重、但卻常富於創意、並總是頑強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凱總統宣佈「恢復」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達賴喇麻的稱號，儘管這位達賴正在宣稱他自己對西藏領土有完全的支配。兩年後，中國拒絕與英國和西藏政權簽署一項協定，而此協定旨在強調中國對西藏的宗主國權，而非完全主權。在20和30年代，中國大肆鼓吹逃到中國本土的班禪喇麻的權威，以對抗頑固要求自治的達賴喇麻。然而在1940年新達賴喇麻被命名時，國民黨政權再度承認了他的教權，縱然不是俗權，以有權冊封達賴的稱號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國拒絕與之交往，與英國迥然不同。英國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當戰後英國影響消失殆盡，西藏重新正式併入中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總之，歷屆中國政府都拒絕解決西藏問題。它們在等待時機，直至1950年西藏問題可以朝著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解決。
把新疆的幾個地區維繫在中國潛在的範圍之內而非任其滯留於中國之外的周邊，需要一項堅定不移的不承認政策和更強的外交韌力。自封的漢人新疆地方長官楊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這一事業。他們為自身的利益而鎮壓民族分裂主義並竭力限制蘇聯的影響，因而有助於一個長遠的目標：即在一個中國國家政權幾無實際權力的疆土中維持中國的宗主國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當新疆實際上成為蘇聯領土的延伸，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卻又依賴于蘇聯的軍事援助之時，國民黨政權仍拒不放棄所聲稱的權利。它韜光養晦，一俟蘇聯力量移走，即實施一通「精巧的手術」，在這個省份建立了國民黨中國人的領導權。高龍江稱此為「英明的」和時間算計得恰好的外交，認為它「為中華民族保住了新疆」。國民黨政權隨後處理了同期發生的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叛亂。該叛亂主要要求地方自治，雖然也有些想分裂出中國。但它最終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給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2日，共產黨完好無損地繼承了它。
在滿洲問題上，對邊疆地帶麻煩現實的不承認政策被運用成了藝術。但在這裡，戰鬥的意願伴隨著外交。外交毫無疑問充分顯示了一個執著的和一統的中國民族主義觀念：中華民國將為保衛滿洲家園而動員起戰爭（雖然中國人自十八世紀起便在南滿定居，但漢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國初建之時，北滿實際上是俄國殖民地，而南滿則為日本勢力範圍。民國自始至終幾乎無日不為這塊土地談判或戰鬥，包括1929年與蘇聯的直接對峙和1937-1945 年與日本的全面戰爭。中國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滿洲國問題上。滿洲國由日本管理，目標是將日本1931年對這個地區的武力征服賦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國自己改變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實。但是，通過在國際上進行協調的外交，不僅「不承認原則」成為標準的政治術語，而且中國也能夠做到否認滿洲國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薩爾瓦多承認這一新滿洲天堂。中國不妥協的姿態使自己日後成為日本敵國之合宜的盟友，包括兩個最終將滿洲歸回到中國治下的大國：美國和蘇聯。
外蒙古問題有不同的結局，可能是因為中國在那裡遭遇了別處所沒有的複雜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許漢人在蒙古定居後，蒙古反中國統治的內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漲；此外，一個強大的鄰國堅定地支持分裂主義運動。1918-1919 年，中國軍閥勢力和俄國內戰都蔓延到蒙古，蒙古黨人在新蘇維埃國家那裡找到了同盟並於1924年宣佈成立共和國。這是中國的不承認政策對之無可奈何的唯一例子。在臺北出版的地圖上，外蒙古仍是中華民國的北疆。但是，國民黨政權在1945年的中蘇條約中自己承認了蒙古的獨立。毫無疑問，這麼做只是為救急。蔣介石力排國民黨領導人眾議，對他來說，只是與蘇聯結盟有可能阻止共產黨叛亂的「國難」時，這一「最大的犧牲」才可以忍受，並且恐怕也不是永遠忍受。然而共產黨並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卻在1945年10月史達林式公民投票中認可了他們的獨立（487 ，000 票對 0票）。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只得接受這一事實。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國的所有邊疆都已經恢復。在這些被恢復的邊界地區，外國的影響比1911年大大減弱；蘇聯在新疆和滿洲的居住權也將在十年之內消失。民國還超越了1911年的邊界，對清政府1895年割與日本的臺灣重新行使主權。在滿清最邊遠的地帶，中國外交的堅韌、執著以及全面的成功，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人民共和國毫不動搖地要再次恢復臺灣領土，縱然它一分鐘也沒有治理過臺灣。
內部國界 民國時期中國外交一個更為一貫的目標，是恢復在中國本土的主權。當毛澤東1949年宣佈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的時候，他忽略了這一事實：即人民共和國與民國不同，它繼承了一個無須面對政府轄外之洋人租界的國家，其中更沒有使外國人免於中國法律約束的治外法權制度。這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堅定地清除帝國主義政治殘餘的結果。這一外交過去曾處於西方關於中國對外關係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後》一書，這一外交在西方已幾乎被遺忘，雖然中國史學家以可愛的細節重新敘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國外交官所稱，國民黨政權有一種特別的「治外法權情結」。它產生於華盛頓會議（1921-1922 年）失敗（依中國的觀點）之後，並在1926年北伐中與自義和團以來最大的民眾排外潮流結合在一起。與義和團的仇外不同，該潮流是一場有組織的排外，配合著包括以經濟抵制為手段在內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權的鬥爭中可以有一個轉捩點，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漢口英租界。中國政權後來沒費一槍一彈就將它收回。在這之前的18個月裡，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已發生了反英的宣傳及抵制英貨運動。而在侵入英租界前一個月，英國在其耶誕節備忘錄中已做了罕見的（對某些強權來說，是背叛性的）許諾：「對條約權利做同情性的調整」──包括無條件的關稅自主──以合乎「中國人民合理的意願」。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強權將做出軍事反應的可能性──如同在1900年對待義和團那樣──是的確存在的。
不過，英國沒有這麼做。它在談判了不到兩個月就放棄了漢口租界。爾後的四年裡，中國外交家們常常舌戰列強，「成功地以一場外交革命輔佐著國民革命」。如果不是發生了滿洲危機，這場外交革命肯定會在1931年治外法權全部終結時達到頂點。到了30年代初，談判已使中國重新控制了海關、關稅、郵政、鹽專賣歲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這些談判中，中國談判家運用了華爾德倫所稱的（雖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協但合法度的漸進主義」，這大概比單方面斥責舊條約更加有效。為這種艱苦而專門的工作，如朱莉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國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過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歸還之前，民國政府就已經重新取得了對租界內中國居民的司法控制權，並且──我在別處論及過──它還努力去馴服內部國界最桀驁不馴的地帶：條約口岸的國際社會。舊條約制度的終結奠定了民國在戰後與西方進一步就司法、商業、文化等新條約談判的基礎，而這種新談判則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構成了中國外交議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門還處於殖民政權之下，但看來亦不會長久。在港澳之外，隨著治外法權的消亡，中國法律開始管轄並逐漸加大限制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現在依然如此。
國際環境 邊界的維護──當中國無力為它而戰時──和國內主權的恢復，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際環境。中外政府把民國看成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共識，有助於中國的邊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對清帝國的領土完整給予口頭支援時一樣──部分是避免他們自己為之爭吵──外國列強深信新的中華民國若分裂而非統一只會造成更大的麻煩。西藏1913年宣佈了獨立，許多省也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形式宣佈了獨立。它們沒有一個得到過民國認可，而且除了組成滿洲國的東北省份，也沒有一個得到任何外國的正式承認。不管是利還是弊（不利面如須償還清政府的外債），民國作為清王朝繼承者的地位在國際上沒有受到挑戰。
當中華民族國家自我建立之時，它的力爭內部自主得益於當時的國際大趨勢：在國際強權政治中歐洲的輝煌已開始終結。再看1927年：英國放棄漢口不僅告訴了中國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訴了西方人西方勢力在中國的衰落。當時英國外交部遠東司的普拉特認為，英國「一項實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脅」。派遣軍隊確實被提出考慮過，但被認為毫無意義，因為在對付國民黨人最有力的武器──民眾經濟抵制運動時，「軍隊是毫無保護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進行了威嚇，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護租界區，但英國的參謀總長們心裡明白，如果民國軍隊堅決攻擊，想不出來有哪支英國武裝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總之，在英國公眾輿論變得反干涉反帝國主義之時，任何重大的軍事行動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在給中國公使藍普遜的信中寫道：「遠離英倫，中國人持續不斷的挑釁充斥你的耳目，但你無法想像在這裡我們的人民是多麼極度地溫靜。」
西方不但開始從中國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戰之後分裂開來，不再成其為一個純西方的實體。本世紀初，西方列強的聯合體在對付清政府時把日本囊括了進來，從而極其嚴重限制了清帝國的外交自由。這也說明了為甚麼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國際盟約體系，縱然它想加入時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歐洲的災難改變了這一切，使中國成為重組中的多極國際體系的一員。
人們廣泛地閱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之後，可能仍不知道中國曾加入其中。但無論中國在徐國琦所謂的民國「無知年代」裡經歷有多痛苦，它加入這場戰爭乃是其對外關係的主要轉捩點。如張永進所闡明，民國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覺地進入「國際社會」，並同意遵守理論上約束國際行為的條例和規範。中國成了國際聯盟「宇內合作」（借用凱歐漢Robert Keohane的說法）的積極份子。但國聯在執行其法度上之無能，反過來增強了民國以獨立的外交爭取自己利益的意願。中國後來在1931年滿洲危機中對國聯之無能更感切膚之痛。但在兩次大戰之間，民國是以其外交實踐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國得以首次與列強單個地而不是整體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雙邊互惠關係則是1928-1931 年間條約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並在日後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重要的國際結盟或聯盟。
盟友與敵人 隨著與日本關係加劇緊張，結盟在整個民國期間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並於1937-1945 年的抗日戰爭中達到了高潮。中國的生存與最後的勝利取決於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國民黨政府1927年後動作迅速，從中國被列強聯合盤剝的時代，躍入與世界三大最強國德國、蘇聯和美國結有重要經濟和戰略聯繫的時代，以抵禦第四強日本。按英國外交部的評價，1927年的中國仍是「一潭稀泥」；但到了1945年中國已成為一個強國，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碼，同盟國勝利的重要因素。這回，中國在同盟國中的角色與一次大戰時不同，是合作者而不是乞求者。的確，此時的中國已正式成為一個「世界大國」。這個地位是以它在戰爭中和外交上的表現而獲得的，並為它在新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常任席位所確認。
在與德國的交往中，南京政府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基於平等互利原則和實踐之上的合作關係。這一關係建立在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的聯繫上，在許多方面都是民國期間最成功的，並可以說賦予了中國在中日戰爭的初期藉以生存的軍工能力。實用政治再加上一點對日本的共同畏懼，導致了民國與蘇聯的聯盟（1938- 1940年）──高龍江和賀軍對此深有研究；以及與美國的聯盟（1941-1945年）──這方面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但直到最近為止幾乎全是美國的看法。這些夥伴關係確保了中國的生存，訓練了中國的軍隊，並把民國帶入了全球權力政治的中心。這些關係沒有一個維持永久，但每一個都正當其時。民國如何尋求、處理、確立和最終結束每一個夥伴關係，是近代中國外交中更令人感興趣的故事之一。這些關係總起來證明了中國外交靈活多樣，能夠在短期內通過極其不同的關係咬住大體不變的目標。
毫無疑問，中國對外關係中最有影響、最複雜、最危險，而且最終最具災難性的，是與日本的關係。戰爭是對外關係種類中最終極的類型。八年與日本的戰鬥給中國人民、中國經濟和中國政府帶來了沉重的損失，並且戰後時期從未真正恢復過來。在與日本的關係中，中國也試圖實現大體一致的目標和政策。但對付西方帝國主義卓有成效的手段──執著、合法度、經濟抵制──在中日關係上最多只能說未起作用，最糟得說適得其反。而中日關係則從外交爭端走到公開軍事對抗，最終進入野蠻。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亞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尤其在西方學界，不過戰前的中日關係已是近來研究的課題。雖然還沒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關係史，但「國際史」的多視角研究方法卻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貢獻。30年代中國對日政策在國內的方方面面以及「公眾輿論」在政策的醞釀和制訂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已見於柯博文的傑作《面對日本》的中心部分。喬丹指出了30年代初國民黨的一輪新「革命外交」導致了出其逆料的結局，尤其是抵制日貨運動。他認為這輪外交非但未能嚇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實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孫友利對中國30年代「綏靖」外交富有啟發的修正性闡述，則強調了中國對外政策的文化構成。他認為「綏靖」外交的制訂與實施是基於對「帝國主義」的一些理解，確信日本與西方列強間有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一「定見」體現在蔣介石1937年7 月的戰爭巨賭裡，也體現在爾後四年他試圖使世界政治納入其預想之決意中。基於此，入江昭力薦我們重點從文化視角來看這段時期的中日關係：中日首先是各自文化國際化中的夥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競爭成為一種文化決鬥後至死方休的敵人。
日本的戰敗結束了戰時的同盟結構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國此時可以說已成了強國，那麼它將不得不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宰的兩極世界裡遊弋，而這一世界又由於美蘇皆無法控制中國共產黨造反而變得極其複雜。國民黨的中國將贏得戰爭──不光是對日戰爭，還有為中國的主權以及中國在世界上自立的奮鬥──但它將丟失國家政權。這一結局不僅當時出人意料，現今回顧亦令人愕然，同時也說明了為甚麼戰後階段一直是民國外交史中最具爭議的領域。賴文開創性的研究《勝利之砧》，揭示了國際國內形勢互動的相關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共產黨人如何贏得滿洲並為奪取中國打下了基礎。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蘇聯和中國的資料，探討了冷戰政治背景下中國內戰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慶、延安、莫斯科和華盛頓）主要的政策制訂者幾乎都不稱職（充其量也不過是短視和失算），並清楚地展示了冷戰外交如何從根本上塑成了中國內戰並部分地決定了其結局，而且中國共產黨亦已是冷戰外交的一角。韓特進一步追溯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對外關係方針的起源，顯示該方針獨立自主於其它的後中華帝國政權，最後甚至獨立自主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導師。在共產黨「胎中之國」的對外政策中，人們可以看到有些主脈延續到1949年以後，其中有不少──這是我的理解，不屬韓特的──是一位固執己見的領導人對對外事務橫加種種危險限制的主宰。不過，毛澤東將繼承一個國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歷史，這二者將讓人民共和國打一開始就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
三 對外關係的內部化
界定和維護中國人的「祖國」是在國內無法避免的國際化環境中進行的。國際化的具體標誌在城巿裡最為明顯，尤其在條約口岸：柏油馬路、電燈、公園、大多放映著好萊塢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說居住在那裡的成千上萬外國人了。但國際化也將隨著以外國資本鋪設的鐵路而穿越大地；隨泛美和漢莎引入並與中國政府合夥的民航而飛升天空，並隨軍隊──著西式軍服，荷進口槍彈，聽令于掛滿入時勳徽肩章的將軍，受訓于接踵相繼的外國軍事顧問──而行進到任何地方。甚至遠山僻壤也會在一夜之間被國際經濟力量改變。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縣，它在二十世紀裡得益於它的第二次或者說第三次、但無疑是最戲劇性的一次進入全球巿場。大庾曾是縣治所在地，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主要的貿易站，是從廣東出梅嶺關口後往北的第一個城巿，正當在連接廣州和華東華中貿易最繁忙的一條路線上。1736年法國人杜阿德描寫道，這座城巿「像奧爾良一般大〔約100 ，000 人〕，人口稠密，風光秀美，有很大的買賣，亦是休閒勝地」。大庾在中西貿易的廣東公行制全盛期繁榮了起來，買賣茶葉、絲綢和鴉片。但1858年太平天國的石達開西征越城而過之後，大庾開始衰落。隨著條約口岸制向內地的伸張和上海的成長，梅嶺之路便只限於地區間往來。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個最低等的徵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養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葉、毛邊紙和一度頗負盛名的大庾板鴨，產量縱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頹勢。
後來在大庾發現了鎢。礦石是在十九世紀末被一個外國傳教士發現的。他在西華山一帶擁有地產，該地產結果證明蘊藏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黑鎢礦，礦石可以採掘制鎢。不久，當地士紳從教士手裡買下地產，並立西華山為「公共財產」。但這種公民心胸只維持到1916年。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峰，對鎢有瘋狂的需求，主要用它來製造火炮和特種鋼。於是一窩蜂的土地搶購接踵而來，西華山被瓜分成幾百小份，20，000 個礦工挖掘著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戰略礦石。大庾成了暴發城巿。它發展了一個旺盛的巿場以經營精美絲綢，進口西方毛織品，甚至西方化妝品。茶館酒樓也興隆了。當江西和廣東省政府在為如何發展和壟斷中國最珍貴的出口商品爭執不下並與南京政府意見不一時，大庾卻在一邊安享了20年世界鎢砂貿易中心的地位。
但進入世界巿場之途並非對所有行業或地區來說都很平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制絲業，中國絲差勁的品質和行銷已危及了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業之一。於是在1932年，國家和省政府與私營企業主的「蠶絲改良會」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國際標準的國家絲生產品質標準。在國際聯盟專家的建議下，政府開始規範制絲業與個體生產者。中國農民被強制在自家或其它用於產絲的房屋裡噴灑消毒劑，並被命令只向政府購買蠶繭。這些頗為成功的改革並不是朝著制絲業國家標準化的第一步，而是國際化的第一步。中國將國際標準內部化，使其為己所用。
政治樣板 從整體來看，以上所言也適用於政治標準。民國時期，可能除了張勳1916年策劃的政府外，沒有一屆政府相信復辟大清國能解決中國二十世紀的各種危機。將一整套新的社會集團──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知識界和常備職業軍人──整合到一個民族國家的新結構裡，這種大任在中國政治史上絕無先例。這是不停地進行各種政治形式實驗的一個時代，或者確切說，一個世紀，但沒有一種是土生土長的：1912-1913 年的議會共和；1913-1916 年的軍事獨裁；1916年的君主立憲圖謀；還有最經久的列寧主義黨國。
從1924年至今，黨國是中國政治的中心舞臺。雖然大部分學術文獻著墨於共產黨種型──即蘇紹智所謂的「中國特色的黨治」──但黨國的思想譜系從列寧到史達林、再到國共兩家換任換代的領袖群卻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在蘇聯的循導下，孫中山撰造了「以黨治國」的理念。並且絕非偶然，國民黨為南京新都──一座將仿形巴黎和華盛頓的國際性都巿──設計藍圖時，國民政府的建築結構儼然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翻版：一個結合北京天壇和美國國會大廈最顯著特徵的建築奇觀。到了30年代，努力「黨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國民黨政權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並且主要在臺灣，執政黨的政治文化還壓制了政治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取代黨國的異議。
不用說，中國的政治實踐和運作時不時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樣走譜得依稀難辨。當歷屆政府制訂或聲稱它們正籌備一部「憲法」時，並不總意味著它們有意于循憲法治國。在袁世凱籌畫獨裁時，正在為袁出謀劃策的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紐約朋友告訴他：不弄個憲法顧問就連最反動的政府也無法治國了，「活像咱這兒打算漠視法律的大公司們打一開業就沒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師弄到手」。中國30年代自成一體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們的顧問和榜樣，並且無疑在南京政權的歷史形象上打上他們的標記。然而，導致中國「法西斯主義」獲其名的所作所為與歐洲的法西斯現象鮮有相似之處。充其量不過是有意引進一個現成法西斯國家政權的上層構造而已──口號、佇列、歌詠、宣傳──從無意於法西斯主義的基礎：社會運動。後者是當時德國納粹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國民黨領袖們對其味同嚼蠟。在論述法西斯本質的浩繁文獻裡，沒有一個定義適合於定義它形形色色且經常爭吵不已的中國崇拜者。對法西斯主義至今尚還未找到一個內涵充足的中文意譯，只有一個乾巴巴的音譯「法西斯主義」。
然而，中國共產主義的情形卻不是這樣。它的「共產」決心將轉化為在其統治領土內一場史無前例的財富與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國的共產主義，特別是毛式的，與史達林蘇聯所實行共產主義或是從台爾曼到豪爾等西方共產主義領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很不相同。很多關於中國共產主義的文獻，從史華慈始初的研究到塞爾頓「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關於中國共產黨起源的論述，都費盡苦心地強調了這個黨的本土特色，從而使人容易忘記這一運動在其幼年曾多麼有力地與國際力量連在一起，多麼深入地將國際共產主義的原則內部化。如果不頻頻地提到共產國際、蘇聯領導人、蘇聯在民國時期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預，中共的政治歷史將根本講不通。在對外政策上，牛軍最近的研究再度證明：雖然統一戰線政策導致了中共領袖人在1944-1946 年與華盛頓談情，但他們心裡明白他們將與莫斯科成親。無論是在野還是掌權，之於藝術或之於工業，見諸內政方針或見諸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更多地是走蘇維埃的路而不是背離它。我們必須牢記這一淺顯的事實：沒有蘇聯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軍事理念 最後讓我們看一下中國黨國政治的政績與一種更為歷久不衰的外國影響的關聯：近代軍事理念──它已成為近代中國政治的一個恒久部分。二十世紀上半葉，當國民黨和共產黨皆以武力取得政權時，中國是西方軍械軍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場。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長的役期。更說到點子上：西方軍事理念（蘇聯的、德國的和美國的國家形式）無疑是西方對中國單一最成功的文化輸出。可能至今還是。
不用老外教，中國人也會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國的戰爭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凱訓練國家的新軍開始，一支支常備、職業化軍事力量的建制常可與它的國外軍事組織具體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蘇聯顧問在廣東訓練的政治化武裝，1927-1938 年普魯士德國式訓導的蔣介石中央軍，還有在抗戰中先後由俄國人和美國人擔任顧問的幾支軍隊，都是一些範例。
還有，始于袁世凱和袁初逝時期的政治權威的軍事化。它先嶄露為「軍閥」時代的一種地方性現象，爾後在國共兩家黨國的軍事委員會主宰的政治中心制度化。再爾後是蔣介石新生活運動所欲圖的全民「軍事化」，最後則是毛的人民共和國裡無休無止「戰役」的動員和在強迫性向共產主義進軍中把社會單元編為諸如「大隊」（英文本義為「旅」──譯者注）之類的重組。至於維護大城巿街區秩序，先是國民黨的中國，後是共產黨的中國，是東洋西洋最新式員警訓練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個妥當的詞。
商保格最近通過「把軍人召回來」而重新解讀中國政治史的成就證明了：內部或外部的安全問題總是中共的政治議事日程的首選；軍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職」在中共黨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政中起到核心作用；軍方的價值觀念如何從眾多觀念中擠出來而成為政治運動的源泉；經濟的優先項目又是怎樣在國防戰略基礎之上制訂。所有這些亦完全適用于國民黨政權，它將一個我所稱之為「民族安全的國政」遺贈給共產黨人，包括一個首先是為國防的龐大國有工業部門和軍事─經濟一體化力量的創造性。
四 文化和經濟的國際主義與國際化
不管對外政策對民國政權來說有多要緊或外國樣板對民國政治有多重要，民國時代最醒目的標誌則是與外國人在文化和經濟上接觸的廣度與深度。可能正是在這些領域裡，中國最深地溶入了國際上各種活動之中。首先並且並非不重要的，是與外部有親身關係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學習的親戚。他們從東南亞、北美、西歐、中歐、蘇聯、日本寫信、寄錢回來，偶爾還回家。
傳教士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有他們的經歷，旅居中國的西方人亦然。中國在其近代史上從沒有如此開放過，如此舉足可及，甚至對最大的流氓們亦不例外。用傳奇大流氓林肯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場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冒險」，不然他哪裡能發跡？這個做過英國聖公會牧師和國會議員的匈牙利猶太佬，在1921年揣著一兜子計畫到中國「把這個國家發展成一個第一流的陸上和海上強權」之前，就已因在三個國家從事間諜與煽動活動而遭到通緝了。他成了北洋軍閥時代裡三位大軍事家的首席軍事顧問，包括吳佩孚，代表他們進行龐大的軍備和工業交易談判。只是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後，他才退隱坐禪，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廟裡做起了和尚。但他巡遊的衝動又把他送回歐洲去做「佛教佈道僧」，而在那裡他因欺詐而被捕。
我們較為熟知的那類傳教士則一直是研究和爭議的物件。馬克吐溫曾警告說，「多一個皈依者我們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趕上的危險」。從那以後，一大堆懷疑論調的文獻便湧了出來，與傳教士們「主在中國的聖職」的友好記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學術界才開始涉及民國時期傳教與國際政治利益間的關係。同時，研究傳教活動中極少涉及過的宗教主題也得到了認真對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貝思現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證明在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是怎樣被「內部化」，並在土生土長的各類中國宗教中找到一塊落腳之地。
傳教中較為世俗的活動，在近來一些有關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歷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說──受到了關注。按艾卡特的說法，甚至醫生也算是「文化傳教士」。技術傳教士──如果可以用這個詞──是斯特羅斯對美國農業專家在中國的工作批判性闡述中的主題，而陳意新則顯示了農業合作社的種種國際模式如何在民國時代通過傳教士的介紹而被內部化。
軍事顧問和雇傭軍人一直是另一種的文化牽線人──我們不可以考慮「軍事傳教士」這個委婉說法嗎？就中美關係來說，人們的注意力幾乎全集中在40年代史迪威和魏德邁使團的高層政治活動，往往還帶著很強的黨派眼光。然而歸根結柢更為有趣的則是這些使團制度史，尤其是把它們與早期國民革命運動的蘇俄使團制度史相比較，或與1928 – 1938 年間國民黨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制度史相比較。德國軍事顧問團近年來一直是詳細研究的物件，不僅它的領導權，還有它的組織、制度文化和它在軍事、經濟、意識形態與政治事務一大圈的影響。我們亦從中得到材料來評價顧問和主人間個人的、近乎師生的關係，如像蔣介石與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國顧問鮑威爾的相互影響。我們也瞭解那些傳授給了整整一代中國軍官的課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時代地來了一門必修課：「種族對政治的影響」。
教育 當中國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樣的高等學府提供校舍時，國際教育最廣泛的影響應該存在於官方範圍之外──有時是因為某一外國在政治上有意地廣泛資助各類文化事業，但更普遍則是因為中國青年人齊聚在中國的國際教育機構裡，身處於一個開頭不是太協調、但卻充滿活力的教育交流時代。由於學者們研究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各類規則的起源和中國學生基於高水準國際標準的訓練，早期國際教育已是中國對外關係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領域之一。
然而頗具諷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漸被取回到中國國家控制之下也是基於國聯的國際知識合作專案的一個委員會的「國際性」指導，至少被其首肯。這個以其領導人、前普魯士教育大臣貝克命名的「貝克委員會」，描述了中國教育的組織混亂（不知甚麼理由它歸咎於美國人）。它決意強化國家對各類教育事務的控制；將國立大學體制在地理佈局和財政方面合理化；並建立全國範圍的入學考試制度──其中允許官方干預某些特殊學科的錄取。其結果是在「權威主義知識觀」的基礎上將中國的高等教育重組、集權化、最終國家化。該觀念為國民黨政權所認同，且被毫不失時地大力貫徹。就學科而言，30年代初的這些改革標誌著中國高等教育中重點發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為永久性的改觀。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不再優先，招生開始受限，以利於自然科學、數學和工程學科。
最大的國際學校根本就是眾條約口岸：學識、聚會和民族主義衝突的多元文化競技場。二十世紀前期，它們是近代經濟生長的中心，中國人和外國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說來自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了）。它們是滋生有國際聯繫的新社會階級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們的盛期恰逢中國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見證了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獨立的工人運動的發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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