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顧了一個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民國時期（1928-1949）中國國民黨向穆斯林統治的中國西北邊疆的戰略性進軍。本文展示了最初虛弱的、只統治局部區域、以及戰事不斷的國民黨政權是如何緩慢滲透進中國內地邊疆的，南京政府雖然經常宣稱對西北邊疆擁有全部主權，但其行政命令在該地區是無效的。本文也顯示了以國家建設和鞏固政權的名義，國民黨是如何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在中國邊疆建立起以往不存在的權威。正如本文證明的，國民黨政權在中國西北邊疆的擴展，以及後來4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該地區的鞏固發展，意外地為後來中國共產黨接管該地區鋪平了道路。
關鍵字：國民黨 新疆 中國穆斯林 馬步芳 盛世才 開發大西北
在1999年9月，中國政府宣佈了西部大開發的宏大工程。這項事業的主要目的是促進1978年以來在全國經濟發展中落伍的中國西部內陸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根據"依靠發展來促進穩定"的戰略，北京通過在遙遠廣大的西部邊疆發展區域經濟、促進商業發展和國外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來保護國家統一和鞏固邊境安全。這個雄心萬丈的工程幾乎一夜之間就激發了普遍的興奮和關注。儘管政府官員毫不猶豫地強調"向西部"發展對維護中國邊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但西部地區的居民普遍盼望著未來的投資能夠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另一面，西方國家政府和私人部門很快表示贊成該專案，因為它們用現代化和改革的話語來制定目標。而在學術圈裡，學者們則激烈地爭論著西部大開發是否徒有其名。[4]
開發西部絕不是一個新概念。當在現代中國的歷史情境中探究西部開發的議題時，我們發現在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執政時期（1928-1949），國民黨當局已經努力著手一系列的"開發大西北"專案，其目的在於推動西北邊疆的對外開放、充實人口和現代化。這個發生於20世紀 30年代和40年代的努力雖然有些被遺忘，但其在內容或範圍上同當前方案一樣雄心萬丈和積極進取，曾經也激起了同當前一樣的巨大期望和全國性轟動。
是什麼因素促使政治權威僅限於中國本部的國民黨發動這個不切實際的計畫？國民黨是如何應付在30年代和40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有效統治了廣大西北邊疆的中國穆斯林軍閥？這些發展西北計畫的後果是什麼？而更重要的是，以一個更寬廣的地理-歷史視角，國民黨政府的西北開發工程對1949年後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本文回顧了前共產主義中國時期西北邊疆的發展過程，並試圖揭示中國國民黨在穆斯林統治的西北邊疆伺機而動的進軍過程。本文展示了虛弱且戰事不斷的國民黨中央政權如何緩慢地滲透進中國內地邊疆，國民黨政府雖然宣稱對西北地方擁有全部主權，但其行政命令在該地區卻是經常沒有效力的。本文也顯示了，以國家建設和政權鞏固的名義，國民黨是如何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在中國邊疆逐步建立起了最初不存在的權威。正如本文將證明的，國民黨權威在西北邊疆的出現，在1949年後諷刺性和意外地為後來的共產黨接管該地區鋪平了道路。
尋求新的權力基礎
1931年9月，駐紮在韓國的日軍在其指揮官命令下跨過中韓邊界進入滿洲南部並進攻在瀋陽的中國軍營。滿洲的中國軍隊在年輕的張學良元帥指揮下沒有給予日軍太多抵抗，到1931年底整個地區完全被日本控制。1932年春，由日本支持的滿洲國成立，前清皇帝溥儀成為其名義上的統治者。這一歷史事件被稱為九一八事變，緊接其後的是中國與日本在上海的另一次軍事衝突。1938年1月28日，以保護租界為藉口，駐紮在上海國際租界的日本海軍突然與附近的國民黨軍隊交火。這場出乎預料的小衝突很快演變成日本對上海的全面轟炸和進攻。雖然停戰協定于當年五月達成，但國民黨政府被迫接受在大上海附近劃出一片中立區，中國軍隊必須撤出該地區。[5]
由於日本對滿洲和中國其他沿海地區的急劇軍事擴張，國民黨最高層開始為如何確保政權安全和生存而焦慮。30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變和上海事變之後，越來越多的國民黨官員認識到日本對中國的全面入侵似乎在未來不可避免。因此，國民黨高層領導者迫切地認識到有必要尋找一個內陸權力基地，以承擔長期抵抗日本的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代早期，吸引國民黨高層注意的是西北地方，而不是後來被國民黨確立為戰時陪都的西南地區。日本入侵上海後，國民黨立刻宣佈了中國的首都暫時從靠近上海的南京移到河南省的洛陽。雖然停火協定在上海締結後，中央政府活動逐漸回到了南京，但陝西省首府西安被官方確立為中國的"西京"，一旦沿海戰事再起中央政府將會遷到西安。[6]
除了國民黨政府高官，中國本部的普通漢族民眾和大眾媒體也很快意識到了，在面臨日本軍事入侵的情況下開發大西北的戰略性需要。這一社會意識很明顯地在逐漸增長，各種關於中國西北事務的社團、研究團體和出版社在九一八事件後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僅1932年一年，至少有12家有關西北事務的新社團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每一家都致力於研究中國的西部邊疆。這些團體出版他們的雜誌和期刊，向中國本部的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系統性地介紹中國西北區域。一些組織良好的團體，例如上海的西北問題研究會，不僅吸引了學者和學生，還吸引了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例如當時的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有很大影響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張繼。上海的西北問題研究會逐漸成為國民黨政權就西北事務的重要的顧問委員會。[7]
30年代早期災難性的九一八事變和上海事件發生後，中國社會輿論催促中央政府採取切實措施把西北邊疆納入南京的行政控制下。社會輿論同樣也提醒中國本部民眾開發西北對維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以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天津《大公報》為例，1932年4月26日其社論指出，開發西北是面臨戰爭的中國的唯一出路。這一論斷，以及後來的社論，都是建立在這樣的事實上：由於滿洲的淪陷，中國本部不能得到安全保護。《大公報》同時指出，對國民黨來說開發西北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因為西南地區受到地方軍閥無止境的戰爭的困擾，這些軍閥只在表面上宣佈效忠南京的中央政府。[8]
為了回應民眾對開發西北的高度期望，1932年底國民黨中央頒佈了一系列的建議，旨在推動中國西部邊疆在經濟、工業、林業、灌溉、農牧業和採礦業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這個新規劃，一個負責相關事務的具有部級地位的開拓委員會（Reclamation Committee）將很快建立，並在行政院直接領導下。儘管財政緊張，國民黨政權宣佈將會有大量的國家經費劃撥給新政府部門以支持其行動。[9] 正如預期的，這份建議受到廣泛的贊同和歡迎，並立刻被認為明確地展示了南京把西北切實轉變為對抗日本的堅固權力基地的堅定決心。
但是，中國的社會輿論可能不經意地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國民黨在西北的影響力同在西南一樣虛弱。從19世紀晚期開始，甘肅、寧夏和青海等西北省份被當地的馬氏穆斯林家族控制。馬氏家族控制了中國的中亞地區，實際上，他們開始成為獨立的小朝廷。從民國建立到20年代底，馬麒和馬麟兄弟控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到30年代其地盤被馬麒的兒子馬步芳和馬步青控制。馬氏家族的另一支佔據了寧夏和甘肅南部：馬鴻賓在20年代佔據甘肅南部，在30年代早期成為甘肅省主席。他的表兄弟馬鴻逵在寧夏當權，1931年成為寧夏省主席並統治了接下來的15年時間。[10]
馬家地盤的西面是中國中亞地區的另一省份新疆。新疆是一個遼闊的、遙遠的、人口分散的地區，在1884年著名將領左宗棠平息穆斯林叛變並收復該地區之前，沒有被清政府設立為行省。當地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很獨特，生活著大量的非漢族族群，他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新疆與中國權力文化中心的遙遠距離，以及交流和交通的內在障礙，使中國統治者極難把新疆和其他地區整合在一起。在1921年到1928年，新疆在前清官員楊增新的控制下，楊增新雖然承認北京民國政府擁有主權，但他實際上不受北京的制約。1928年楊在新疆被政敵刺殺，不得人心的繼任者金樹仁的統治比楊更腐敗和無效率。1928年以後，金樹仁支配的省政府更不聽從蔣介石的南京國民黨新政權。在1933年春，金樹仁的統治被馬仲英領導的穆斯林軍隊所顛覆，而馬仲英是統治中國中亞其他地區的馬氏家族成員。[11]
金樹仁1933年飛離烏魯木齊後，盛世才因為在軍事上的強大所以掌握了權力，南京最終也承認他為新疆的新領導者。但是，盛世才同樣也獨立於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不久，盛世才採取親善蘇聯的政策，因為新疆在經濟和交通方面與蘇聯更加緊密。蘇聯向盛世才政權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技術支援，而且不止一次地提供軍事支援幫助其對抗中亞穆斯林敵軍。盛世才從1933年開始統治這片廣闊的土地。和他的前任一樣，他只是在名義上服從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政府。[12]
爭奪土地與政治妥協
南京的蔣介石和幕僚們完全認識到，只要馬氏軍閥繼續獨立控制中國的西北地方，國民黨將毫無機會來有效推行他們新提出的"開發大西北"計畫，這一計畫旨在把西北地方逐漸轉變成國民黨的權力基地。但是在1933年夏天，一個機會出現了，這是權力有限的國民黨自1928年上臺以來第一次有可能將權力擴展到馬氏家族統治的西北。蔣介石的一個主要敵人馮玉祥為了打擊南京政府的聲譽，在綏遠省組織了一支聯合軍隊以對抗日本侵略。[13]由於馮玉祥試圖在中國西北建立對抗蔣介石的政治軍事聯盟，南京視其為威脅政治合法性的敵人，因此將不惜一切代價去鎮壓。駐紮在戰略性的北京至綏遠鐵路線的孫殿英部仍然宣佈效忠于南京政府，其此時對蔣介石集團非常關鍵。如果孫殿英加入馮玉祥的西北集團，南京將面臨危險的境地。蔣介石認為有必要將孫殿英部離開這一危險地區，他以"殖民和開墾"荒地為藉口急令孫殿英部向西前往西北的青海。孫殿英認為這是蔣介石獎勵他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所以立刻接受了命令。[14]
國民黨政府的策略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可以使孫殿英部遠離馮玉祥集團。另一方面，以"開發大西北"的政治口號，南京操縱孫殿英部去削弱馬氏家族權威，然後在該地區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但南京的精打細算卻遭到了幾乎所有穆斯林軍閥劇烈反對。當聽說可能到來的孫殿英部有6萬人之眾，青海省主席馬麟要求南京政府收回命令。馬麟不僅唆使當地藏人和蒙古人向南京抗議，他甚至威脅要辭去青海省主席。[15]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宣稱由於"寧夏嚴重的農業歉收和糧食缺乏"，他將不允許孫殿英部通過寧夏前往青海。和馬麟一樣，馬鴻逵也威脅如果蔣介石不收回"錯誤的" 命令他就辭去寧夏省政府主席的職位。[16]
因為面臨穆斯林軍閥的極大壓力，權力有限但又秉持機會主義策略的南京政府決定放棄他們利用孫殿英作為滲透西北工具的企圖。1933年11 月，由於西北地方日益增長的騷亂，蔣介石最終退步。他命令孫殿英部緩慢地向綏遠-寧夏邊境移動，然後在那裡等待南京的進一步命令。同時，孫殿英的部隊陷入絕境並即將面臨糧食短缺，已經士氣低下而且顯示出情緒不穩定跡象。[17]這一危急局面促使孫殿英最終自行其是。在1934年初期，孫殿英不顧蔣介石的公開命令，命令其部隊西進穿越寧夏邊界，因此立刻導致了與駐紮當地的馬鴻逵穆斯林軍隊的軍事衝突。為了保護他們在西北的共同利益，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氏家族成員都派遣部隊增援寧夏對抗孫殿英部。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認識到無法再利用孫殿英來對抗西北軍閥，他見風使舵地改變態度，命令馬氏家族採取任何"必要措施"懲罰"頑固的"孫殿英。在這場軍事衝突的背後，南京甚至向馬鴻逵送去包括偵察機在內的精良軍火，以幫助其對抗孫殿英。在三月，孫殿英的部隊被擊敗並且最終併入陝西省衛戍部隊。[18]
孫殿英事件對國民黨政權的威信造成巨大損害。這次事件也促使南京高級官員們認識到，馬氏家族在中國西北擁有穩固的權威，很難用軍事方式將他們輕易征服。因此，蔣介石決定放棄使用極端方式，從此次事件後採取和平滲透來加強國民黨的影響。[19]另一方面，蔣介石在這次軍事衝突中最終與穆斯林的妥協卻帶來意料之外的收穫。當西北大草原塵埃落定後，馬氏穆斯林軍閥繼續承認南京在名義上擁有主權。不僅如此，為了回報蔣介石放棄支援孫殿英，馬氏軍閥第一次公開宣稱他們願意接受國民黨高級官員以檢查和調查"開發大西北"專案執行情況為名義進入他們的勢力範圍。[20]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從1934年春開始到年底，大量的國民黨官方要員為了執行"檢查"任務而頻繁來往于南京和西北。1934年4月，蔣介石最信任的邊界顧問戴傳賢到達青海省會西寧，他是第一個到達此地的國民黨高級官員。[21] 緊接著，蔣介石的連襟，當時負責中國經濟和財政計畫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也出訪西北。宋子文特地巡視了馬氏家族統治的整個地域，包括甘肅南部，青海省和寧夏省。宋子文在這些地方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會見了當地所有有影響力的地區要員。在宋子文西北之行結束不久之後，南京宣佈全國經濟委員會將在蘭州建立一個分支機搆，以執行該地區的發展計畫。[22]同時，南京還熱烈討論了把中國本部過多漢族人口遷往西北耕作開墾的可能性問題。另外，國民黨政府宣稱有更多的財政資助分撥給馬氏家族，但這將根據他們與國民黨共同開發西北的合作意願而定。[23]
在1934年秋，蔣介石親自前往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方視察。儘管纏身於他近期對中國共產黨發動的軍事圍剿，蔣介石還是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巡查西北和內蒙古的邊界地帶。在他停留在陝西、甘肅和寧夏期間，他公開表達自己把整個西北轉變為中華民族生存的戰略基地的決心。他呼籲同胞"向西部進軍"，希望使國人意識到過去因忽視這片富饒土地所犯下的錯誤。同時，蔣介石煞費苦心地希望使穆斯林軍閥們相信與南京合作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希望他們准許國民黨的資本、技術和南京任命的人員進入他們的轄地。[24]
從事後可以看出，1934年至1935年南京官員接連高規格的訪問沒有促使西北轉變為國民黨的後備權力基地。而且，也許國民黨領導層在穆斯林統治地區的經歷使他們認識到，中國西北地方由於嚴酷的氣候條件、艱苦的生活環境和時有發生的饑荒，的確不是抵抗日本全面入侵的理想後方。[25]但是，國民黨官員對西北的訪問以及政府支持的邊界調查團隊的派遣，立刻在社會上產生了如下認識：面臨戰爭威脅的國民黨政權確實致力於開發中國的西北邊疆，國民黨確實希望在西北建立更加牢固的統治。雖然國民黨在該地區的權威仍然是脆弱的和徒有其名，但國民黨對西北"名義上"的開發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其威信。[26]
打破穆斯林的阻礙
直到1935年蔣介石把全部注意力轉移到中國西南地區以前，開發西北和把該地區轉變為國民黨新的戰略基地的興趣一直在中國本部廣為存在。中國共產黨在1934年底開始的長征，給蔣介石一個前所未有的將軍事力量和政治勢力插入西南省份的機會。為了追擊撤退的共產黨，蔣介石裝備精良的部隊進入湖南、貴州、四川和雲南。由於極端懼怕共產黨帶來的威脅，當地獨立的軍閥們很不情願地准許國民黨中央軍幫助他們驅逐紅軍。蔣介石充分利用了此次機會，在該地區開始了政權鞏固和國家政權建設。一旦國民黨中央軍進入某個省份，南京任命的當地代理人就開始強制推行改革以打破本地區的獨立。[27] 例如在四川，作為地方軍閥們政治經濟基礎的防區被廢除，代之以更加中央集權化的行政系統。大量公路建設專案被啟動，旨在使該省在政治軍事上與全國其他地區整合為一體。由於國民黨法幣的廣泛使用，四川最終在經濟財政上也納入南京的控制。作為1935-1936年國民黨剿共運動的結果，曾經政治上自治靈活的西南軍閥們被急劇削弱，國民黨中央政權的權力和威信得到加強。[28]
對西南地區的成功滲透使得國民黨選擇四川作為對抗日本侵略的內陸基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隨著首都從南京遷往重慶，全國重心從沿海轉到了西南。但是，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方對陷入戰爭困境的國民黨政權仍然具有戰略和軍事上的重要性。在戰爭的最初階段，蘇聯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向蔣介石提供實質性援助的國家之一，蘇聯的軍事裝備和其他必要的戰爭物資必須通過中亞才能運達四川。中亞連結著蘇聯和被日本包圍的中國西南地區，因此其具有地理政治重要性，其對中國和國民黨政權的生存安全非常重要。[29]
此外，在1939至1940年期間，在曾經名不見經傳的玉門成功發現油田以及在青海和甘肅其他地區可能也會發現石油的新聞，增加了西北地方的軍事、戰略和士氣上的重要性。到40年代初，對重慶的蔣介石和參謀人員來說，把馬氏家族統治的西北地方納入國民黨的控制成為最緊迫的任務之一。國民黨最高政治安全參謀人員秘密計畫擴大青海、鄂爾多斯和阿拉善地區在戰前已建立的地下情報單位，並考慮在雲南西部、新疆北部、西康和西藏地區建立新的網站。蔣介石和軍事參謀人員也在考慮向穆斯林統治的寧夏和甘肅交界處派遣國民黨軍隊的可能性，以此作為控制整個西北的第一步。[30] 很明顯，因為蔣介石和其屬下把政權安危作為首要關注，他們感到有必要在西部地區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方式來加強鞏固國民黨徒有其名的權威。
1942年，重慶趕走了河西走廊的穆斯林軍閥馬步青，這是其在該地區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統治。和過去一樣，精心策劃的滲透戰略，即使不是全憑運氣，也是依靠機會主義才得以實現。陷入困境的馬步青和其騎兵部隊駐紮在其兄弟馬步芳控制的青海和表親馬鴻逵控制的寧夏之間。早在1941年初，蔣介石就意識到馬步芳與其兄弟馬步青交惡，盤踞在河西走廊的馬步青逐漸被馬步芳視為家族內的競爭對手。蔣介石因此說服馬步芳與重慶合作，幫助國民黨控制河西走廊。作為回報，蔣介石答應幫助馬步芳接管馬步青的軍隊，並結束他兄弟在西北的軍事政治生命。[31]蔣介石還向馬步芳承諾，只要完成他們的交易，重慶將會給予西寧更多的財政撥款。蔣介石還答應馬步芳，國民黨將很快向其在青海的私人產業投資大量的資金。[32]很明顯，馬步芳對蔣介石的條件很滿意。
因此，1942年夏天，蔣介石命令馬步青將部隊開往青海西北的柴達木馬什去開墾和保護那裡的荒地。[33]這很像十年前蔣介石給孫殿英下達的命令，但這次發生在一個相當不同的政治戰略環境裡。毫無準備的馬步青被局勢的突然轉變所震驚，他立刻向其他馬氏家族成員求助。正如蔣介石所料，他沒有獲得任何幫助。由於無法從青海的兄弟和寧夏的表親那裡獲得支持，沮喪的馬步青只能遵從蔣介石的命令。1942年夏天，根據當時呈交蔣介石的一份報告，馬步青率三萬名穆斯林騎兵離開河西走廊的軍營，穿過祁連山到達青海西北。這次事件結束了馬步青長達25年的叱吒風雲。[34]在此之後，蔣介石嫡系國民黨中央軍立刻進入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戍守在黃河西岸的這片長條形土地。根據後來一位元外國觀察者的報告，"國民黨部隊駐守在每一個城市，甚至遠至中亞沙漠裡的居民點"。[35]
從河西走廊成功驅逐出馬步青，以及成功打破西北穆斯林軍閥聯盟，使得自信滿滿的蔣介石于1942年夏再一次開始了對河西走廊和軍閥統治的青海、寧夏的不切實際的考察。[36]在他訪問這些地區期間，蔣介石再次催促這些頑固的穆斯林軍閥與重慶坦誠合作，共同對抗日本。蔣介石還特地抽出時間前往青海拜訪當地的穆斯林部落和蒙古、西藏的貴族，他們只是向中央政權象徵性地進貢，而且有可能已經暗地與日本結盟。[37] 在寧夏期間，蔣介石公開地呼籲當地穆斯林上層與國民黨展開全方位的合作。他向省主席馬鴻逵承諾，重慶將會給予寧夏更多的財政資源。作為回報，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該地區的軍事政治事務上應該有更多的發言權。[38]
毫無疑問，西北的馬氏家族歡迎蔣介石中央政權的軍事和政治援助。但是，國民黨在西北地方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的迅速增加，將不可避免地給當地穆斯林統治者帶來壓力。在蔣介石的考察結束之後，（為了監督當地事務，）國民黨政府官員、軍事顧問和政治組織不僅出現在國民黨控制的河西走廊，也出現在青海和寧夏。著名的玉門油田已經完全被重慶任命的官員掌握。甚至在最遙遠的中國和外蒙古邊界的阿拉善旗，也駐紮著國民黨委員會和蔣介石政府軍事基地的一系列分支機搆。[39]到1942年底，重慶的政治壓力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頑固的穆斯林軍閥馬鴻逵被迫命令寧夏的穆斯林阿訇（宗教導師）把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納入日常佈道中。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抵禦日本和統治鄰近地區的共產黨的影響。[40]
作為戰時中國應許之地的西北
1941年12月日本突襲珍珠港，使中國、美國、蘇聯和英國組成反抗軸心國的同盟國。重慶在理論上不再是單槍匹馬地戰鬥了。1942年初，自稱戰無不勝的蘇聯紅軍在東歐遭到德國的沉重打擊，莫斯科頓時無暇顧及遙遠的中亞事務。在另一邊，由於估計希特勒將最終戰勝蘇維埃俄國，麻煩纏身的史達林不可能再提供任何支持，獨立的新疆統治者盛世才決定從先前的親莫斯科政策轉變為反共立場。奸詐的盛世才很快發現，修補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最符合其利益，因為蔣介石現在受到美國在外交、財政和軍事上的支持。[41]
因為中國西北地方政治局勢的變化，蔣介石政權又獲得一個在新疆建立起權威的絕佳機會。重慶和烏魯木齊展開了秘密協商，直至1942年夏盛世才和蔣介石達成了一個秘密協定。很快，盛世才發表了與蔣介石結盟的正式宣告。作為盛世才願意與國民黨合作的回報，蔣介石承諾將不追究盛世才"過去在新疆的錯誤行為"，並保證盛世才在烏魯木齊的地位不被侵犯。[42]
到1942年底，在盛世才的堅持下，蘇聯軍隊和技術人員開始撤離新疆，代之而來的是國民黨的政治、經濟和財政勢力。已經駐紮在河西走廊的國民黨部隊跨越了甘肅和新疆的邊界，最終到達哈密，替代了蘇聯著名的"第八軍團"。這場勝利象徵著重慶控制新疆的初步勝利。[43] 在蔣介石的日記裡可以發現其對國民黨收復新疆的喜悅。在1942年12月21日，蔣介石寫道：
從甘肅蘭州到新疆伊犁的土地，跨越了三千公里，面積兩倍于滿洲，現在已被中央收復。隨著中央控制了新疆，我們的後方被鞏固了。[44]
到1943年底，當盛世才意識到莫斯科戰敗不僅不是迫在眉睫、甚至根本不可能發生時，他試圖再次改變親國民黨立場。但是這一次盛世才沒有成功。在1944年秋，重慶宣佈不再被史達林信任的盛世才被免職，替代他的是一名蔣介石的心腹。[45] 這次變動不僅結束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獨裁統治，也標誌著自1911年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恢復控制了中國最西北的地區。
隨著其權力在西北地方的增長，國民黨政權認為有必要於1942年至1943年在新疆展開早應完成的國家政權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以達到鞏固其地位的目的。[46]重慶高層也相信，必須鼓勵西南地區有能力的年輕人和知識份子獻身于這片"新獲得的"西北邊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國民黨官員在四川和西北邊疆頻繁往來，他們致力於鞏固國民黨政權在當地的行政控制。[47]同時，為了吸引更多的國民黨公務員參加戰時的"向西部進軍"運動，財政高度緊張的國民黨政權頒佈了一系列條例，給予志願前往新疆服務的公務員優厚的待遇。[48]
令人感興趣的是戰爭期間國民黨高層是如何把遼闊而人煙稀少的新疆描述為陷入戰爭困境的中國人民的"應許之地"。由於西南地區面臨人口過多的問題，國民黨政策制定者認為有必要啟動把四川漢族人口前往邊疆的老想法。官方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出版物都努力把新疆描繪為可以為移民提供土地、自然資源和希望的處女地。[49] 國民黨還試圖把"向西部進軍"運動與愛國主義相聯繫，其宣稱到西部開墾新疆就是幫助政府抵抗日本。重慶的領導人特別催促四川的年輕人和知識份子把他們的知識和專業技能貢獻給西北邊疆。[50]
戰時國民黨政權的向中國西部邊疆展開了充滿機會主義的進軍，作為其結果，國民黨的第二次"開發大西北"計畫在1942年至1944年期間達到巔峰，但在同時，國內外也出現對該計畫的批評。例如，在戰時中國的英國外交官認為，中國對西北進行工業化和開發自然資源的企圖，以及他們對西北開發專案的大力宣傳，只不過是為了抵抗日本侵略以及未來與中國共產黨甚至蘇聯鬥爭，所以向美國索取財政和技術支持的另一個工具。因此對於英國政府而言，中國西北最終只是"中國人試圖向美國人兜售的又一塊金磚"。倫敦和重慶的英國官員都相信，由於重慶缺乏技術和財政資源，西北在戰時和戰後很難被很好地開發。[51]
儘管有這些負面的評論，應當公正地認為，國民黨至少還是獲得了部分成功。在1943年早期，重慶在新疆東部推動了一項大規模的土地開發計畫。超過兩萬名漢族人，大部分是河南、陝西和陝西的難民、復員軍人和失業者，前往哈密和吐魯番進行開墾工作。[52]一系列的經濟和移民工程被實施，不僅旨在解決西南地區過多的人口，也是為了加強國民黨對邊疆的行政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新疆東部、河西走廊、寧夏和青海為中國本部的漢族移民建立的若干軍事移民區。這些移民負責公路建設、灌溉、林業、和土地開墾等任務。為了監督這些移民和工程，重慶派遣官員前往督察，因此加強了國民黨對該地區的影響。[53]
國民黨政權也鼓勵西南地區的黨員、公務員和年輕的知識份子前往邊疆服務。根據一份統計報告，到1943年中期，至少有7200名國民黨新幹部前往新疆，服務於國民黨最近設立的組織機構。為了促進更多的人前往邊境省份服務，國民黨中央頒佈了新的法令和條例以示支持。在重慶，政府為即將前往新疆工作生活的公務員開設了培訓課程。[54]另外，國民黨高級官員也頻繁地來往於四川和邊疆省份去執行檢查任務，這肯定會提高國民黨政權的威信。1943 年到1943年間，重慶前往西北的高級官員如此之多，以至於駐守蘭州並負責這些顯貴們安全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不得不向蔣介石抱怨這項意外任務過重。[55]
後記
到中日戰爭後期的1945年夏，大部分中國的西北地方都已經在國民黨比較有效的控制之下。只有新疆北部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例外。[56]甘肅和新疆都被蔣介石信任的心腹所控制。雖然青海和寧夏仍然被馬氏穆斯林家族統治，但國民黨下轄的組織已遍及兩省。國民黨在西北地方的財政和經濟力量不斷增加，以致其有能力在新疆北部和南部任何地區建立海關。國民黨試圖直接控制新疆的稅收和貿易，這個政策在戰前還是完全不現實的。國民黨的戰後政策制定者計畫在烏魯木齊建立海關，並在阿勒泰、塔城、伊寧、吐魯番和喀什建立分支機搆。這樣，國民黨政權就可以逐漸控制新疆與蘇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英屬印度之間的貿易和稅收。[57]
從事後來看，與日本的戰爭向國民黨提供了向遙遠的、穆斯林統治的中國中亞邊疆擴展權威的意料之外的機會，而戰前國民黨權威在那裡根本不存在。到1944年底，在帕米爾邊境的綠洲城市塔什庫爾幹的所有市政官員，包括警察局長、海關和郵局的負責人都是直接由重慶任命。[58] 到1945年夏，至少有三支國民黨部隊駐紮在靠近喀什米爾的遙遠邊界。二戰結束後，國民黨在當地的勢力大為增強，以至於筋疲力盡的英屬印度當局開始抱怨由國民黨支配的新疆省政府已經壟斷了新疆與印度的貿易。[59]
國民黨向西北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完全可以認為，國民黨在戰爭期間逐漸建立的政治、軍事和財政影響以及基礎設施，諷刺性地為共產黨控制西北鋪平了道路。特別是在新疆，國民黨軍事力量在向共產主義轉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在1949年的關鍵時刻，指揮著國民黨駐新疆的超過8萬名精銳部隊的指揮官陶峙岳最終決定向中國共產黨投誠。[60]如果沒有新疆漢族政權的政治幫助，共產黨接管新疆將會面臨更多的困難，而且完全有可能產生更多的暴力衝突。新的北京政府是否有效地鞏固了其在西北的權力仍然飽受爭議。
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開始，由於東部面臨日本軍事侵略，中國本部的民眾對發展西北非常熱情。國民黨政權也認為非常有必要把遼闊的西北轉變為新的權力基地。與日本的全面戰爭爆發後，國民黨選擇了西南的四川作為戰時基地。但是，西北地方仍然對國民黨具有優先重要性。通過國民黨在中國長達20 年的統治，"發展西北"的觀念已經成為其政治戰略、政黨議程和官方項目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國民黨達到其目的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機會主義的，混合了恰當的時機、政治妥協和軍事伎倆。
[1] 作者林孝庭博士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譯者盧雲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2] 本文英文題目為 "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刊載於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ume 5, No. 1 (2007), 第115-135頁。
[3] 作者林孝庭博士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譯者盧雲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4] 有關自20世紀90年代底開始的中國西部大開發的研究文獻，可以參見：Yasuo Onishi ed.,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sues and Prospect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1); Abigail Sines, "Civilizing the Middle Kingdom's wild west," Central Asian Survey 21, 1 (2002), pp. 5-18; Ding Lu & William A. W. Neilson eds., China's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Domestic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4).
[5]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and Lyman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 120;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388-396.
[6] "Important resolutions approved in the 4th KMT Central Committee", March 1932, in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Zhonghua Minguoshi Dang'an Ziliao Huibian《中華民國史檔案彙編》(Collection of Republica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archives) (hereafter, ZMDZH)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1994), 5: 1, Politics (2), p. 365.
[7] Shen Sherong, "Jiu-yi-ba Shibian Hou kaifa Xibei sichao di xingqi" (The ris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n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Ningxia Daxue Xuebao 《寧夏大學學報》(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Ningxia) 4, (1995), pp. 9-15. 該時期其他重要的研究西北事務的社團包括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西北協社(Xibei Xieshe) and Society for the Northwest Public Studies 西北公學社(Xibei Gongxueshe) in Beijing, the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開發西北協會(Kaifa Xibei Xiehui) in Nanking, and the Northwest Public Forum Association 西北公論社(Xibei Gonglunshe) in Shanghai.
[8] Editorial entitl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大公報》 (The Impartial Daily) (Tianjin), April 26 1932.
[9] "Outlines of the sche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Executive Yuan, datedDecember 19 1932, in ZMDZH, pp. 391-392.
[10] 有關中國西北馬氏家族歷史的研究文獻,參見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esp. chapters 4 and 5; A. Doak Barnett,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3);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ed., Qinghai San Ma《青海三馬》(The three Mas in Qinghai)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1988).
[11] 參見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20;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sp. chapter 4.
[12] 有關新疆共和主義歷史的全面完整的研究文獻，參見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received by the U. S. War Department, May 31 1933, i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83), microfilm (hereafter, USMIR), reel 5.
[14] 參見 Sun Dianying's dispatches to Lin Sen (Head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Premier Wang Jingwei, June 17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國檔案》(The Republican Archives) (Nanjing), 1994 (4), p.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July 19 and August 10 1933, USMIR, reel 9.
[15] Ma Lin to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June 30 1933; The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July 2 1933; Ma Lin to Lin Sen, July 5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國檔案》, pp. 28-29.
[16] 參見: Ma Hongkui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eptember 21 1933, and Ningxia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Executive Yuan, October 10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國檔案》, pp. 33, 35.
[17] Sun Dianying to Wang Jingwei, October 11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國檔案》, p. 36.
[18] 參見: Wang Jianping, "Xibei Si Ma Heji Sun Dianying di Huiyi" (A reminiscence of the joint attack on Sun Dianying by the four Mas of the Northwest), in ed., Ningxia San Ma Governm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three Mas in Ningxia) (Beijing: Zhongguo wenshizhe chubanshe, 1988), pp. 169-180; Shen Sherong and Guo Yingchun, "Sun Dianying Tunkun Qinghai Wenti zai Renshi" (Re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Sun Dianying's reclamation of Qinghai), in Guyuan Shizhuan Xuebao (Journal of Guyuan Teachers College) 5 (1998), pp. 18-22.
[19] Yang Xiaoping, Ma Bufang Jiazu di Xingshuai《馬步芳家族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 Bufang family)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6), pp. 107-121; 《青海三馬》Qinghai San Ma, pp. 200- 201.
[20] Gao Yi, Jiang Jieshi yu Xibei Si Ma 《蔣介石與西北四馬》(Chiang Kai-shek and the four Mas in the Northwest) (Beijing: Jingcha jiaoyu chubanshe, 1993), pp. 84-101; Hao Weimin ed., Neimenggu Jindai shi《內蒙古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Inner Mongolia)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90), pp. 120-129.
[21] Zhongyang Ribao《中央日報》(Central Daily) (Nanking), April 15 1934, p. 2; Dai Chuanxian's personal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April 30 1934, in Chen Tianxi ed., Dai Jitao Xiansheng Wencun Xubian《戴季陶先生文存續編》(The sequel of Mr. Dai Jitao's document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67), p. 176.
[22] Zhongyang Ribao《中央日報》, May 2, May 9, May 15 and June 22 1934; Shen Bao《申報》(Courier Mail) (Shanghai), May 9 and 10, 1934.
[23] Mi Zhizhong, "Jushi Zhumu zhi Xibei" (A Northwest that catches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uo Huang (Reclamation) (Nanking) 2, 3 (1934), pp. 3-10; Zhang Naiwen, Yi-jiu-san-liu Nian《1936年》(The year 1936) (Shanghai: Lehua shuju, 1936), pp. 293-299.
[24]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September 26 1934, USMIR, reel 9; "Jiang Weiyuanzhan dui Ningxia Gejie Xunhuaci" (The Generalissimo's admonitory talk to all circles in Ningxia), in Kaifa Xibei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Nanking), 2, 4 (1934), pp. 1-3; "Jiang Weiyuanzhan Xunxing Gesheng houzhi Guangan" (Some thoughts of the Generalissimo after his inspection tour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ibid., 2, 5 (1934), pp. 1-3.
[25] Sheng Sherong, "Jiang Jieshi di Xibei Zhanlueguan""蔣介石的西北戰略觀"(Chiang Kai-shek's strategic views on the Northwest), Guyuan Shizhuan Xuebao 1 (2003), pp. 53-58.
[26] 中國媒體對國民黨開發西北運動的積極評價，可參見: Da Gong Bao, the editorials for August 13 and 14 1936; Sheng Ran, "Xibei Jiaotong Jianshe zhi Wojian" (My opin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the northwest), in Bianjiang《邊疆》(Frontier biweekly) (Nanking), 1 (1936), pp. 12-19.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April 9 1935, USMIR, reel 9; Eastman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pp. 32-36.
[28] 有關南京政府加強對四川行政控制的研究文獻,參見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9-120.
[29] Owen Lattimore, "China's Turkistan-Siberian Supply Road," in Pacific Affairs 13, 4 (December 1940), pp. 393-412; Martin R. Norins, "The New Sinkiang-China's Link with the Middle East," Pacific Affairs 15, 4 (December 1942), pp. 457-470. 有關中日戰爭初期的中蘇關係的研究文獻，參見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 參見: The Kuomintang Party Archives《國民黨檔案》(Taipei), Archives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hereafter, ASNDC), 003/103,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schedule for the second stage of war", April 1939;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rchives, Choubi (Plans and Directives) (hereafter, CB), 08-0541,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s to Zhu Shaoliang (Commander of the 8th War Zone), January 23 1938; 08-1408, Chiang to Zhu, January 23 1939; 08-2298, Chiang's secret dispatch to He Guoguang (Director of the Generalissimo's Field Headquarters in Sichuan), January 20 1940.
[31] Jin Shaoxian, "Yishu Guomindang Yuanlao Wu Zhongxin" (A memorial narration of the KMT veteran Wu Zhongxin), in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118 (1989), pp. 118-119.
[32] Yang, Ma Bufang Jiazu di Xingshuai, pp. 190-212; Public Record Office, War Office Records (WO), 208/268, Office of Military Attaché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British War Office, November 12 1942; FO 436/16518 F5103/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Lanzhou to Sir Horace Seymour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September 3 1943, enclosed in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4 1943.
[33] CB, 09-1406,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 Ma Buqing, July 19 1942.
[34] WO 208/428, "Moslem soldiers in Tsaidam Basin: Guarding Flank of China's Northwest Road", extract from China Newsweek 8 (October 24 1942).
[35] FO 436/16605 F6275/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Tihwa (Urumqi), dated September 24 1943,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14 1943.
[36] WO 208/268, "China News", issued by the Lond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dated September 22 1942.
[37] 參見: Chiang Kai-shek's speech to the non-Han elites in Xining, in Qin Xiaoyi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General collection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thoughts and speeche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84), 19, pp. 216-218;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Gazette of the KMT central party affairs) (Chongqing) 4, 19 (September 1942), pp. 23-24; Zhongyang Zhoubao (The KMT central weekly) (Chongqing) 5, 19 (December 1942).
[38] Chiang Kai-shek, "Ningxia Junshi Huibao Xunci" [A speech of admonition for the military briefing in Ningxia], dated September 2 1942,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Vol. 19, pp. 219-228; FO 436/16373 F7411/1689/10,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5 1942.
[39] Qi Tao, "Gaishu Guomindang Zhengfu dui yuan Alashan qi di Tongzhi"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KMT's rule over Alashan Banner), in Alashan Meng Wenshi 《阿拉善盟文史》(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lashan League), 2 (1986), pp. 49-80.
[40] Wu Zhongli ed., Ningxia Jindai Lishi Jinian 《寧夏近代歷史紀年》(The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modern Ningxia)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1987), pp. 286-291; Hu Pingsheng, Minguo Shiqi di Ningxiasheng 《民國時期的寧夏省》(Ningxia Provin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aipei: Xuesheng Shuju, 1988), pp. 153-185.
[41] Whiting and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 51-53; Harriet Moore, "Soviet Far Eastern Relations since 1941," Pacific Affairs 17, 3 (September 1944), pp. 294-310.
[42] CB, 09-1413, Chiang Kai-shek's secret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Chongqing's negotiation with Sheng Shicai, July 1942.
[43]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p. 157-162;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1-272.
[44] 參見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 744-745.
[45] Chen Huisheng and Chen Chao, Minguo Xinjiang Shi《民國新疆史》(A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Urum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9), pp. 376-382.
[46]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December 31 1942.
[47] Ze Ren, "Lun Bianjiang Gongzuo zhi Zhanwang" (On the prospect of frontier dealings), Bianzheng Gonglun《邊政公論》(Frontier Affairs) (Chongqing) 3, 12 (December 1944), pp. 1-3; Jin Shaoxiang, "Guomindang Fandong Shili Jinru he Tongzhi Xinjiang" (The entry of KMT anti-revolutionary influence into Xinjiang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is province),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Xinjia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2 (1979), pp. 18-73.
[48] ASNDC, 003/1763, "Guidelines for the youth and personnel affairs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September 3 1941; 004/114,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rovisions of the staff working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pril 25 1944.
[49] 參見: "Guidelines for the KMT frontier affairs",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4, 19 (September 1942), pp.23-24; Zhao Minqiu, Yuejin zhong di Xibei (The leaping Northwest) (Chongqing: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1940).
[50] Chiang Kai-shek, "Kaifa Xibei di Fangzhe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p. 169-181; Zhu Jiahua (Head of the KMT Organizational Department), "Frontier issues and frontier works", Zhongyang Zhoubao 5, 19 (December 17, 1942), pp. 26-32.
[51] WO 208/408, "China: Political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 Kansu [Gansu] and Chinghai [Qinghai] Provinces", M.I.6. Political Report, dated June 28 1943.
[52]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removal of refugees from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December 31 1942; 003/2361, Executive Yua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February 22 1943.
[53] ASNDC, 003/2359,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December 30 1942;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execution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projects in the border provinces, May 7 1943; T.V. 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 "Bluepr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for the fiscal year 1943",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Planning Bureau, November 1 1942.
[54] Academia Historica,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0128.12/3611.01-02, "Statutes concerning public servants in the frontier", May 18 1943. 在對即將前往新疆工作的官員的演講中，蔣介石特地強調他們應當避免與盛世才的下屬發生衝突，應當充分尊重當地的少數族群。參見: Chiang, "Dui Paifu Xinjiang Gongzuo Tongzhi zhi Zhishi" (Instructions to the party cadres dispatched to Xinjiang),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 403.
[55] ASNDC, 003/2439, KM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March 19 1943.
[56] 1994年秋新疆北部發生了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動亂，1954年春夏期間得到蘇聯強力支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成立，其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區域。1945年夏蔣介石和史達林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促成了一個艱難的妥協，國民黨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形成聯合政府，由負責新疆省政府的國民黨將軍張治中領導。參見: David Wang, Clouds Over Tianshan: Essays on Social Disturbance in Xinjiang in the 1940s (Copenhagen: NIAS, 1999), and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57] 參見: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OIOC), British Library (London), L/P&S/2406,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Chongqing), January 13 1944; Mr. Ting Guitang (Deputy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February 12 1944.
[58] OIOC, L/P&S/12/2407, Travel reports by K. P. S. Menon (Indian Agent-General to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25, December 19 and 29 1944.
[59] OIOC, L/P&S/12/2407, Report of Mr. Etherington-Smith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Kashgar),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3, 1945; L/P&S/12/2405, British Consulate in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September 2 1945.
[60] Wang Fen, "Zouxiang Guangmin-Huiyi Zhao Xiguang Shuaibu Qiyi Qianhou" (Heading for the brightness-A remembrance of Zhao Xiguang's leading troops to revolt),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新疆文史資料選集》, Vol. 3 (1998), pp. 109-115; Fang Yingkai, "Mianhuai Zhao Xiguang Jiangjun" (In memory of General Zhao Xiguang), in Kashi Wenshi Ziliao 《喀什文史資料》 (Kashga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Vol. 5 (1990), pp. 6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