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外關係，指的是1912—1949年間的中外關係。中國與外國發生聯繫，不是起於民國時期，但民國時期的中外關係與以往有很大不同，主要在於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中國人民日益覺醒，推翻了清朝，建立了共和政體，開始著力於包括外交制度在內的制度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說，中華民國與外國的關係，是現代國家之間的交往。在此期間，中國與世界的聯繫空前密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侵略和反侵略貫穿期間，以至於相當一段時間內，一提起中外關係史，人們就會認為是帝國主義侵華史，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有所轉變。對民國外交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於瞭解近代中國人民的艱辛歷程，探討我們民族曾經歷的曲折及遭遇過的磨難，另一方面，考察民國政府如何處理與幾個主要大國的外交關係，如何應對各類外交糾紛，如何選擇外交的主攻方向，如何處理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的關係，其中有何成功的經驗，有哪些教訓可以吸取，對於我們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也不無助益。
關於中華民國外交史，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發表了大量論文，出版了不少專著，本文將主要根據各有關論著，對這方面的研究作一個粗略的回顧和展望。
一、大陸地區的研究狀況
中華民國外交史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1949年以前，已有一些關於民國外交史的著作，其代表性的作者為劉彥、張忠紱、洪鈞培等人，他們是民國外交史研究的開創者。1949年後，這些著作在臺灣或大陸，出過一些重印或增訂本，儘管現在看來無論是在史料的運用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帶有初創者難以避免的不足，而且多止於1930年代，但其拓荒之功不可沒。以下分別略作介紹。
具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有：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上、下冊（臺北，三民書局1962年初版，1979年三版）；張忠紱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正中書局1943年12月初版，臺灣正中書局1961年三版），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1930年初版，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8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胡秋原《近百年來中外關係》（中國文化服務社1943年重慶初版，後在重慶、上海均有再版，1970年出臺灣版，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生活書店1938年版）。
此外，民國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研究雙邊關係的著作，中日關係方面的有：李凡夫《中國與日本》（引擎出版社1937年版）；蔣堅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奮鬥報社1930年版），李溫民《日本侵略中國史綱》（國民外交研究會1932年版）；陳博文《中日關係史》（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曹伯韓《日本侵華簡史》（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版）。中俄關係方面的有：王雲五、李聖五《中俄關係與中東鐵路》（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何漢文《中俄外交史》（中華書局1935年出版）董顯光《東路中俄決裂之真相》（真美善書店1929年版）。中德關係方面有：蔣恭晟《中德外交史》（中華書局1929年版）。中英關係方面有：魏胥之《英國在中國的經濟侵略史》（新民印書館1945版）。
縱觀民國學人研究外交史的成果，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從主題上看，此一時期出版的有關近代中外關係的著作，大多是關於外國侵略中國的，書名多冠以“××侵略中國史”， 一說到近代中外關係史，時人都認為那就是帝國主義侵華史，這是由當時中國的弱國外交決定的；其次，從研究側重點上看，這一時期，日本和俄國對中國威脅最大、侵略最多，研究成果也以中日、中俄關係較為豐富；最後，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反思政府外交政策的著作，如吳頌皋《外交政策論及其他》（黎明書局1934年版）；楊鴻烈《我國對英美蘇俄外交政策之檢討》（新中國出版社1941年版）；夏天《中國外交史及外交問題》（1932年初版，出版社不詳，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5輯）。時人對政府軟弱外交多有不滿，想為政府的外交方針出謀劃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的內容以戰後兩大陣營為界，內容迥然不同，涉及西方國家的是以帝國主義侵華史為主，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則是突出友好交往的一面，而中蘇關係急劇惡化後，有關沙俄侵華史的研究又興盛起來。[①]
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有了十分明顯的改變，由於眾多學者的努力,民國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新著作、新觀點紛紛湧現。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有：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華民國外交史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民國外交官傳記叢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金光耀《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陶文釗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吳東之等《中國外交史·中華民國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廢約史》（中華書局2005年版）。此外還有關於中美、中日、中蘇、中英、中德關係的若干種有代表性的論著和一批有份量的涉及這一領域的論文。大陸學者中，除上面已提到的數位（當然成果不限於此），資中筠、羅志田、牛大勇、時殷弘、任東來等在中美關係方面，薛銜天、楊奎松、李嘉谷、沈志華、汪朝光、欒景河、王真、劉志青等在中蘇關係方面，張振鶤、步平、曾景忠、齊福霖、沈予、林曉光、田桓、臧運祜等在中日關係方面，劉存寬、余繩武、徐藍、陳謙平、李世安、張俊義、薩本仁等在中英關係方面，吳景平、馬振犢、杜繼東、戚如高、陳仁霞等在中德關係方面，章百家、牛軍等在中共對外交往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貢獻，下面擇要做些介紹。
1． 民國時期的對外關係
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此書是一部民國外交的通史，起於1912年民國初創，終於1949年民國外交的終結，梳理了民國政府的外交線索，是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對一些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此書是2004年8月於復旦大學召開的“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收錄王建朗、石源華、馬振犢等中外學者的26篇高品質論文，將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置於近代中國外交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內容涉及國民外交、輿論與外交的關係、國內派系政治與外交的互動等，揭示了北洋外交的真正面目，對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此外，近年來出版的外交史著作還有吳東之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民國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黃鳳志；《中國外交史：1840—1949》（吉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熊志勇、蘇浩《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趙佳楹《中國現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外關係與政治》（中華書局2006年版）；石源華《近代中國周邊關係史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唐培吉主編，並與張立耀、竇暉等多人共同編寫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近現代對外關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楊公素《中華民國外交簡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左雙文等《困境中的突圍——重大突發事件與國民政府的對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2．民國時期的雙邊關係
中美關係方面，頗具代表性的是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版）。此書是全面反映民國時期中美關係的一部力作，展示了中美兩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影響雙方決策的種種國內和國際因素，以及兩國外交政策對世界的影響，再現了雙方經過多年的磨合、衝撞，從扶持、對抗到走向合作的歷程。項立嶺《中美關係史全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論述了近代以來中美兩國關係的全過程。此外，還有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王東、閆知航《讓歷史昭示未來：中美關係史綱》（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
就中國近代史而言，與中國關係最為密切、最為複雜、對中國近代影響最巨大、最深遠的，莫過於中日關係，與此相應的是學術界對於中日關係的研究成果頗豐，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寫（張振鶤、沈予負責）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一書。此書運用大量中外文資料，系統地敘述了日本自1871年到1945年70餘年侵華的歷史過程，是研究日本侵華的通史性專著。關捷主編了《近代中日關係史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翁有為等《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從蔣日關係的角度，對民國時期的中日關係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梳理。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係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中蘇關係的研究首先應當提到的是沈志華、楊奎松等人編著的《中蘇關係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該書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資料，展示、探討了1917—1991年間中蘇關係的曲折歷史，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蘇關係歷史的力作。田保國《民國時期中蘇關係，1917—1949》（濟南出版社1999年版）對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作了縱向概述，對外蒙古問題、中東鐵路問題、新疆問題三大歷史懸案作了系統的梳理和評價。欒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收錄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著名專家、學者對中俄關係歷史與現實研究的最新成果，涉及400年來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中英關係方面，有薩本仁、潘興明《20世紀的中英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書全面論述了民國時期中英關係的發展變化。
關於中德兩國關係研究，有吳景平《從膠澳被占到科爾訪華：中德關係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馬振犢、戚如高《友乎？敵乎？德國與中國抗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上述吳著為“從屈辱到崛起”叢書中的一部。這套叢書還包括朱宗玉、楊元華、竇暉《從香港割讓到女王訪華——中英關係（1840—198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禮忠、金光耀、沈濟時《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係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楊元華《從黃埔條約到巴拉迪爾訪華——中法關係（1944—1994）》（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宗玉《從甲午戰爭到天皇訪華——中日關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禮忠、金光耀、顧關林《從望廈條約到克林頓訪華——中美關係（19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這部叢書跨越了晚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期，展現了中國外交由軟弱走向強盛的過程。
除以上的通史性著作外，近年來的研究進展還體現在出版了大量專題性的研究著作、發表了大量專題論文上。
1． 大革命時期的中外關係
孫瑩、丁惠希《大革命時期的中外關係》（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一書共四章，分別為華盛頓體系與北京政府的對外關係、北京政府後期的對外關係、廣州革命政府的對外關係、武漢國民政府的對外關係，論述了大革命期間中國南北兩政府的對外關係。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依據英國國家圖書館的原始檔案，糾正了以往認為英國支持商團叛亂的傳統觀點，認為商團叛亂得到了英資滙豐銀行的暗中支持，英國政府出於在華整體利益的考慮，並未加以操縱。[②]徐義君研究了大革命時期國民政府的外交策略，認為北伐軍民把英國列為主要打擊對象，沒有四處出擊，是北伐初期進展順利的重要原因。[③]牛大勇研究了南方政府與美國的關係，認為美國政府早已掌握了中國革命陣營分裂的情況，不斷籠絡蔣介石反共。[④]王立新研究了國民革命興起對中美關係的影響，認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華盛頓方案不滿是大革命興起的重要因素，中國的國民革命促使美國對對華政策做出重大調整。[⑤]左雙文等分析了北伐出師後蔣介石的外交方略。[⑥]
2．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至抗戰前夕的中外關係
對這一時期中外關係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國民政府對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對策上。關於濟南事件，楊天石和臧運祜分別對國民政府談判代表進行研究，均認為這是蔣介石對日妥協外交的開端。[⑦]羅志田指出，濟南事件後蔣介石放棄了以對日關係為中心的政策，開始尋求聯美制日。[⑧]關於中東路事件，楊奎松分析了蔣介石、張學良對蘇交涉失敗的原因，一是對國際形勢認識不清，過高地估計了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分歧，過低地估計了蘇聯報復的可能性，二是國內四分五裂，各自為政，缺少強力政府。[⑨]關於“九·一八”事變，已經出版的重要專著有：易顯石等《“九·一八”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劉庭華《“九·一八”事變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編《“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係：“九·一八”事變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關於“九·一八”事變，近年又有新的進展：陳紅民考察了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內部關於對日絕交的討論，因蔣介石認為對日絕交弊大於利，以致對日絕交終未實施。[⑩]劉貴福探討了“九·一八”事變後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退兵而做出的外交努力。[11]臧運祜利用日本外交檔案及軍事檔案等史料，以日本的華北政策為中心，對抗戰爆發前日本對華政策的醞釀、調整、確立等進行了動態的考察，同時也指出國民政府這期間的應對措施雖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終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12]榮維木考察了“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政局的影響，認為事變後中國政局在歷史和現實的條件下表現出分裂和統一的雙重特徵，最終國共兩黨調整政策，統一代替了分裂，成為中國政局的決定力量。[13]楊天石根據蔣介石日記，研究了“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一邊對日忍讓、妥協，一邊廣結盟國的外交政策。[14]
3．抗戰時期的中外關係
抗戰期間，中國的外交活動極為活躍，與此相適應的是相關的研究成果異常豐富。已經出版的綜合性專著有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此書為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學位期間撰寫的博士論文，全書共分九章，包括盧溝橋風雲突起、無所作為的中立、集體仲裁的失敗、華盛頓體系之外的蘇聯與德國、陶德曼調停、南京失陷後的危機、中日秘密接觸、妥協與思考、東亞新秩序的反響。此書圍繞中日戰爭的進程，描繪並評價了英、美、蘇、德等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及其變化，以及國民政府為爭取外援所做的外交努力。
陶文釗等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分為十二章，分別為：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聯合蘇聯與爭取德國中立，反對英美妥協與爭取外援，日本誘降與中日秘密接觸，日本南進與英、美、蘇對日妥協，走向同一戰壕，盟國的合作與齟齬，尋求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共抗日外交戰略的形成，美國與國共關係，中蘇關係與蘇聯出兵，受降問題上的交涉，對戰時中外關係作了全面細緻的論述。
在戰時雙邊關係的研究中，中國與日本、美國、蘇聯、德國、英國等大國關係的進展最為引人注目。目前已經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曹振威《侵略與自衛——全面抗戰時期的中日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黃友嵐《抗日戰爭時期的“和平工作”》（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王淇主編《從中立到結盟——抗日戰爭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任東來《爭吵不休的夥伴——美援與中美抗日同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項立嶺《轉折的一年——赫爾利使華與美國對華政策》（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嘉穀《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英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徐藍《英國與中日戰爭（1931—1941）》（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張永攀《英帝國與中國西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對於抗戰時期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研究，更是碩果累累。如關於盧溝橋事變，王建朗認為，事變發生後日本的貪得無厭擊碎了國民政府妥協的幻想，把國民政府逼上了奮起抗爭的道路。[15]王建朗和鹿錫俊分別探討了歐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情況。[16]有學者研究了這一時期中德之間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國軍事顧問來華、“陶德曼調停”等，認為抗戰爆發前後中德關係非常密切，德國派遣大量軍事顧問協助國民黨整訓軍隊，使中國軍隊的現代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中日戰爭爆發後，德國並未協助日本破壞中國抗戰，而是出面調停，希望中日做出妥協達成停戰，直到1938年德國承認偽“滿洲國”，國民政府在外交重壓下，堅定了聯蘇決心。[17]左雙文考察了滇緬路事件後國民政府內部出現的親英美還是聯德的爭論，指出各政治勢力雖存在差異，但是其目的均是為中國抗戰大局，是外交謀略的一部分。[18]李嘉穀探討了《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認為該條約的簽訂是對中國抗日軍民心理上的一個重大打擊，是中蘇關係冷卻的起點，但同時促使英美積極援助中國抗戰。[19]陶文釗以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為依據，分析了戰時中美特殊關係建立的政治意義，認為在美國決策者眼中，隨著抗戰深入中國作為軍事鬥爭舞臺的意義在減弱，而作為政治鬥爭舞臺的意義則在增長。[20]
4． 戰後至國民政府崩潰時期的中外關係
抗戰勝利後，中美、中蘇關係成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已經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屠傳德《美國特使在中國，1945.12—1947.1》（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袁明等編《中美關係上沉重的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編《戰後中蘇關係走向（1945—1960）——中俄（蘇）關係學術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關於國民黨的對美政策，有學者指出，蔣介石過高估計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國援蔣的決心，認為美國會無條件支持國民政府，而實際上中美由於各自利益的差異，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關係。[21]左雙文探討了1946年的沈崇事件，認為該事件實際是國共之間的政治角力，蔣介石雖親定處理方略，但未能獲得預期的結果，圍繞沈崇事件的處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和潛在的軍事上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22]關於國民黨的對蘇政策，汪朝光在對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進行研究後指出，國民黨內派系之爭不利於凝結共識，不能制訂合理適當的對蘇外交方針，其決策失去了應有的彈性而日趨僵硬。[23]沈志華利用解密蘇聯檔案分析了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認為蘇聯對新疆政策表面上變化無常，實際上都是為了保持戰後中蘇同盟關係，並確保蘇聯在新疆的優勢地位和特殊利益。[24]
5．若干引起爭論及關注的熱點問題
改革開放給民國外交史的研究帶來了生機，學者們的研究大多突破了以往完全從意識形態出發的局限和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開始較為客觀、全面地審視民國外交的得與失。對民國政府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出現了一些與過去不同甚至迥異的看法，研究者不再一味指責其屈膝賣國；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也不再一概被視為反共、反蘇。同樣，對於英美、蘇聯等國與中國的關係，也不再單單強調其反動或友好的一面，而是能以歷史的眼光，實事求是地看待他們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對於民國外交中的一些重大涉外事件，學者們也能從新的視角加以審視，做出新的評價。外交史研究在客觀性、科學性、嚴謹性等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是這一領域近年來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也無疑會推動民國外交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對於北京政府的對外關係，學者們改變了以往一味斥責其賣國的狀況，對其外交努力有所肯定。關於北洋政府參加一戰問題，王建朗指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過參戰獲得戰後處分權這一長期利益，還希望獲得延付庚款、提高關稅等現實利益；戰後他們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滿足，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到積極的轉變。[25]關於法權會議，楊天宏指出，北洋政府召開法權會議，力圖廢除治外法權，做出了在當時條件下的務實努力，雖然結局與初衷背道而馳，但為後來廢除不平等條約奠定了法理基礎。[26]關於關稅會議，楊天宏梳理了關稅會議的事實和問題，指出北洋政府借助輿論，成功地將關稅自主列為會議議題，突破了華府會議二五徵稅的規定，爭取到了實際的經濟利益，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預定的外交目標。[27]郭劍林等指出，北洋外交爭得了部分主權，外交機制和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均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尤其在遠東的大國地位日漸顯露出來。至於北洋外交失敗的根源，也不能簡單地從外交政策方面理解，而應當從當時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大背景中去考察。[28]
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活動，學術界出現了較大的分歧，在爭論中對其評價日益客觀。如關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活動，申曉雲認為，儘管這些運動打著“爭國權”的旗號，但實際是國民政府粉飾形象、假外交以轉移民眾對政府不滿的一種宣傳，不僅沒能取得實質性成果，反而錯失了外交良機。[29]持異議者則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努力推行修約運動，在收回關稅主權和租界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些活動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30]再如對1943年國民政府與英美等國的改訂新約，有人認為，新約廢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權，並未廢除所有的特權，不能認為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31]有人則認為，不平等條約的廢除，至少在法理上使中國恢復了部分主權，是中華民族徹底解放歷程中極其重要的一步。在評價國民政府外交努力時，不應從其政權性質出發，而應從史實出發，廢約之所以取得成功，雖然是中國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但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不可缺少的環節。[32]再如抗戰期間蔣介石與日本的秘密交涉，楊天石通過對史實的發掘，認為蔣介石對日交涉是一種權宜之計，是為了實現各種外交目的，並未真正想過要投降日本。[33]楊奎松通過研究抗戰前期中日之間的秘密交涉，認為蔣介石抗日態度較國民黨其他高層更加堅定，從未有過動搖。[34]沈予則認為，抗戰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既具有運用謀略進行外交周旋的一面，還具有為擺脫軍事失利困境而謀求妥協苟安的一面，而蔣介石以民族大義所不容的退讓謀求妥協，是政治上的動搖。[35]對於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過去一直被簡單地歸為蔣介石“剿共”的藉口，是一種投降戰略。近些年來，史學界對這一政策作了更為全面、實際的研究和評價。陳先初認為，國民政府是將“安內”作為抗日的前提，對“攘外”並非毫無作為，而是做了一些抗日準備工作，不能等同於投降理論。[36]黃道炫認為，這一政策有違背大眾意願、消極抵抗的一面，也有權衡整體國力，在當時形勢下不得已的苦衷；有對內鎮壓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後關頭準備起而抵抗的決心，是蔣介石應付時局一種無奈的抉擇。[37]
此外，隨著研究的深入，以往認識上的一些誤區也得到了澄清。如關於中東路事件，以往多被指責為國民政府反蘇反共的舉措，張學良被認為是肇事者。而楊奎松則認為，在如何處理中東路事件上，蔣介石與張學良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由於內政、外交方面的原因，蔣介石起初支持張學良對蘇強硬，後又迅速默許張學良對蘇妥協。[38]左雙文則認為，國民政府這時的對蘇外交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險性，慫恿東北地方政府採取強硬措施，一再放棄和平解決事件的機會，幾度阻撓地方政府和平解決的嘗試，犧牲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39]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9年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學術界認為這一條約促進了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勝利；改革開放後，才突破了意識形態上的束縛，出現了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雖然該條約限制了美國勢力向東北的擴張，有利於中共爭取時間在東北發展力量，但它實質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40]還有人認為該條約是《雅爾達協定》的翻版，是大國強權政治的產物，是一個不平等條約。[41]同樣，對於蘇聯出兵東北，現在也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42]關於1946年春的反蘇運動，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國民黨操縱的反蘇反共運動，而江沛系統分析了這一運動的產生背景、發展過程及其影響，認為是一場維護民族尊嚴、捍衛領土主權的愛國運動。[43]關於“九·一八”事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界都認為是蔣介石向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近年來，隨著蔣介石日記的陸續公佈以及張學良的回憶，才逐漸澄清了事實。[44]關於馬歇爾調停，一度被認為是幫助蔣介石拖延時間發動內戰，現在有人認為馬歇爾在調停前期是公正的，後期則是援蔣內戰。[45]陳暉認為美蘇為了維護雅爾達體系，力求使中國避免大規模的內戰，支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在馬歇爾調處期間，由於內戰無法避免，歐洲冷戰格局正在形成，美國對華政策由調停國共衝突變為支持蔣介石武力消滅中共。[46]
必須指出的是，民國外交史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可喜現象，與大量新史料的公佈和發掘是分不開的，與國內外學術界以及海峽兩岸日益增強的學術交流是分不開的，其中對於民國外交史研究最具影響的，包括臺灣“國史館”開放蔣介石檔案，俄羅斯開放前蘇聯檔案，蔣氏後人逐步開放蔣介石日記，宋氏後人開放宋子文檔案，以及臺灣“國史館”開放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閻錫山檔案，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刊佈《革命文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刊佈《王世傑日記》、《徐永昌日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理出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以及《顧維鈞回憶錄》的出版等。如果沒有這些重要的、基礎性的工作，這些年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的大量進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二、臺灣地區的研究狀況[47]
由於羅家倫、黃季陸、秦孝儀等在學術組織方面的卓識，吳相湘、沈雲龍、梁敬錞、李雲漢、蔣永敬、胡春惠、陳三井、陳志奇等多位學者的努力，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一直在海內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目前已經出版的綜合性論著有：“國史館中華民國外交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臺北，“國史館”2002版），此書分為總論、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外交行政機構的演變、中華民國與各國關係以及國際事務與國際合作等五篇，論述了北京政府至國民政府遷台時期的中外關係；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心理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以中國外交決策者的心理文化動機為出發點，重視領導人個人心理在對外關係中的作用，試圖用西方的語言，反駁西方的誤導，對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做出新的論析；傅啟學《中國外交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講述1553年葡萄牙人東來至1954年臺灣與美國締結共同防禦條約時期有關中國外交的重大事件，探討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得失。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和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下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對民國史上涉及中日、中蘇關係的兩個重要關係人物的一生事功作了系統的梳理，且收錄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專題研究論著有：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本書第一章就“革命外交”的理念與其發韌過程，予以評述；其次則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就“革命外交”的實際運作，予以詳細而深入的討論；第八章結論中，就1925—1931年歷屆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廢不平等條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之處予以評析；李恩涵《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臺北，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此書是作者多年研究外交史的論文集，書中對1911—1928年間北洋政府的“條約外交”、南方諸軍政府的“革命外交”與1928—1937年間南京國民政府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諸項外交努力分別予以探究。此外還有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88年版）；唐啟華《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版）；張力《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陳存恭；《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1919—1929》（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年版）；劉達人等《中華民國外交行政史略》（臺北， “國史館”2000年版）；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版）；戴學義編著《中國自強抗戰論略暨外交史觀》（臺北，戴學義2005年版）；陳立文《宋子文與戰時外交》（臺北，“國史館”1992年版）等。
關於雙邊關係，中日關係方面有：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版）；梁敬錞《日本侵略華北史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版）；樂炳南《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1927-1929》（臺北，“國史館”1988年版）；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版）；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版）；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年版）；黃自進主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年版）；鄭梁生《中日關係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年版）；鄭梁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1—13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2004年版）周開慶《抗戰以前之中日關係》（臺北，學生書局2000年版），；蔣永敬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
中美關係史方面有：梁敬錞《史迪威事件》（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梁敬錞《開羅會議》（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梁敬錞《中美關係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版）；王綱領《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1914-1918）》（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版）；王綱領《抗戰前後中美外交的幾個側面》（臺北，樂學書局2008年版）；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李文志《外援的政治經濟分析：重構美援來華的歷史圖像（1946—1948）》（臺北，憬藝企業2003年版）；林博文《歷史的暗流：近代中美關係秘辛》（臺北，元尊文化企業公司2000年版）；李本京《蔣中正與中美關係》（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年版）等。
中俄（蘇）關係方面有：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版）；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3年版）。中英關係方面有：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中法關係方面有：陳三井《近代中法關係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版）。
開創中華民國時期中韓關係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胡春惠，他以時所供職的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大量原始檔案及當事人口述訪問為基礎，在1972年完成了博士論文《韓國臨時政府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政治大學），後在此基礎上出版《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版）。他還與趙中孚、張存武合編有《近代中韓關係史料》12冊（臺北，“國史館”1987-1990年版）。
三、對拓展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毫無疑問，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湧現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如何做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找到新的興奮點，值得認真考慮。[48]這也是一直困擾著筆者的問題，在此不避淺陋，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1．在繼續加強中國與某一國關係研究的基礎上，重視開展中國與多個國家關係的綜合研究；研究中國與某一國的關係時，注意並熟悉中國與另一個或幾個相關大國的關係。這可能是研究民國外交史應加以注意的，由於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由於中國與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由於影響國民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往往是多個國家、多種因素，故這樣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例如，1930年代國民政府在日蘇之間、德蘇之間搖擺、周旋的情況，戰後在美蘇之間既依從於美、又受制于蘇的情況。由這些情況可知，實際上並沒有單一的、純粹的中國與某一國的關係史，而必然是綜合的、中華民國與多個國家的外交史。筆者注意到，現任教於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的鹿錫俊教授已開始著手類似的研究，並取得了有價值的成果，例如他的《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2008年5期）、《蔣介石的中日蘇關係觀與“制俄攘日”構想》（《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蔣介石與1935年中日蘇關係的轉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3期）等論文。這對研究民國外交史的學者應該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2．對不同來源的、多方面的史料加以綜合利用、研究，並互相參證。例如，美國、前蘇聯、德國、英國、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檔案，海峽兩岸分別保存的民國檔案，臺灣地區保留在不同機構的檔案，一些民國要人存留在國外的檔案，等等。這非一人之力、或一個團隊之力可以實現，需要學術界的共同努力。在這方面，吳景平教授的團隊對宋子文檔案的合作發掘、利用，沈志華、楊奎松教授的團隊對前蘇聯檔案的發掘、利用，步平研究員、臧運祜副教授對日方檔案文獻的利用，楊天石、王建朗研究員對新近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的利用，陳謙平教授等利用英國檔案研究西藏問題，馬振犢研究員、陳仁霞副教授等利用德方檔案研究中德關係等，均取得了令學術界矚目的成果。主要研究某一問題的學者可以有意識地借助其他學者的優長來盡可能擴大自己的視野，這是很有必要的，往往可以得到對歷史更為豐富、更具有複雜性的認識。例如，關於1930年代中期蔣介石的外交路線與外交策略問題，根據德國檔案與前蘇聯檔案，就可以看到兩個面孔不同的蔣介石，對德方表態是要“依德和日反蘇”，對蘇聯方面卻是在試探中蘇結盟的可能性。類似這種情況，如果只看一個方面的材料，就不易掌握到。
3．民國外交與國內政局緊密相連，國民政府內政的考量影響外交決策的程度非常大，研究民國外交還要研究國內政治風雲；要與內政的變化、政局的動盪相結合；要與國共鬥爭的變化相結合；不僅要看國民政府方面的材料，還要看共產黨方面的材料，國共雙方面的材料互相參證，交叉解讀，可以對國民政府的外交決策把握得更為精准，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釋。在綜合運用國共雙方材料深度解釋歷史，縱覽國際國內風雲方面，鄧野研究員、楊奎松教授取得了堪稱典範性的貢獻。[49]
4．外交人物研究，除了最高級別的人物，決策層的人物，要加強對大量相對次要的、處於中層或中間偏上層的人物的研究。民國史上外交一線的核心或甚為活躍的人物，如宋子文、陳友仁、黃郛、王正廷、王寵惠、羅文幹、郭泰祺、王世傑、顧維鈞、顏惠慶、施肇基、伍朝樞、蔣作賓，以及張群、朱家驊、邵力子、楊傑、胡適、蔣廷黻、莫德惠、魏道明、唐有壬等，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人們可能比較熟悉，談論民國外交史，常常會涉及他們這些人。復旦大學的學者曾有《民國十外交家》出版，並出過外交家叢書。但一些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外交人物，人們往往所知甚少，研究得很不夠。我這裡指的是一些外交部的次級官員，一些駐外使節，一些外交學者，或者兼有官學兩種身份的人，例如徐謨、傅秉常、程天放、朱兆莘、朱紹陽、周龍光、劉師舜、張忠紱、張謙、劉文島、劉崇傑、金問泗、陳介、錢泰、胡世澤、譚伯羽、邵毓麟、葉公超、許世英、董彥平、王芃生、劉芙若、吳頌皋等，其實這個群體中有許多很有意思的人物，在國家地位不高、外交常常面臨困境的時候，他們恪盡職守，為國家爭權益，是一些愛國者，不少人與民國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交涉、重要雙邊關係密切相連。有些人後來變節，但當時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如蔡運升、殷汝耕、殷同、梅思平、周緯，我們對其中一些人瞭解得並不多，或者瞭解得還不夠。我想這是民國外交史研究下一步一個很值得開拓的領域，也是該學科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內在要求。又如有留日背景的群體、有留美背景的群體，以及留英、留德背景的群體，他們進入外交界服務的情況，他們在對日、對美交涉中的作用，他們對曾留學國家有別於他人的認知和態度，這些群體各有何特色、有著怎樣的外交風格等等，將他們作為群體進行研究、對不同群體作比較研究等，也是一個饒有興趣的課題。
（本文臺灣部分的修改得到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先生的幫助，謹此致謝）。
[①] 更為詳盡的介紹參見王建朗、酈永慶所撰述評：《中外關係史》，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③] 徐義君：《試論廣州武漢時期國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④] 牛大勇：《美國對華政策與四一二政變的關係》，《歷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戰爭時期美國分化政策與美蔣關係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⑤] 王立新：《華盛頓體系與中國國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關係新探》，《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⑥] 左雙文、高文勝：《北伐出師後蔣介石的外交方略》，《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⑦] 楊天石：《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讀黃郛檔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臧運祜：《中日關於濟案的交涉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⑧] 羅志田：《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折》，《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 楊奎松：《蔣介石、張學良與中東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⑩] 陳紅民：《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關於對日絕交的討論》，《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11] 劉貴福：《九一八事變後特種外交委員會的對日外交謀劃》，《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2期。
[12] 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及其演變》，《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2期。
[13] 榮維木：《九一八事變與中國的政局》，《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4期。
[14] 楊天石：《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以蔣氏日記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 王建朗：《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的戰和抉擇》，《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6] 王建朗：《歐洲變局與國民政府的因應——試析二戰爆發前後的中國外交》，《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7] 王建朗：《陶德曼調停中一些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陳仁霞：《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始末——中德日三角關係背景下的歷史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2期；左雙文：《德國承認偽滿問題與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史學月刊》2008年第11期。
[18] 左雙文：《轉向聯德，還是繼續親英美？——滇緬路事件後國民黨內曾謀劃調整外交路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9] 李嘉穀：《〈蘇日中日條約〉簽訂的國際背景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世界歷史》2002年第4期；《論〈蘇日中日條約〉的簽訂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實際影響》，《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1期。
[20] 陶文釗：《戰時中美關係的若干問題》，《美國研究》1995年第3期。
[21] 饒戈平：《1945—1949年國民黨政府的對美政策》，《民國檔案》1988年第2期。
[22] 左雙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對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汪朝光：《關於戰後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激烈爭執——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之二》，《民國檔案》2006年第3期。
[24] 沈志華：《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5] 王建朗：《北京政府參戰問題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6] 楊天宏：《北洋外交與“治外法權”的撤退——基於法權會議所作的歷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7] 楊天宏：《北洋外交與華府會議條約規定的突破——關稅會議的事實梳理與問題分析》，《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8] 郭劍林、王繼慶：《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論》，《學術研究》1994年第3期。
[29] 申曉雲：《南京國民政府“撤廢不平等條約”交涉述評——兼評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訂新約運動”之我見——再評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30] 琚怡明：《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對外政策評析》，《民國檔案》1997年第1期。
[31] 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約”簽訂的歷史背景及其意義評析》，《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2] 項鍔：《有關二戰中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的再評價——兼論國民政府在廢約問題上的作用》，《史學集刊》2001年第1期。
[33] 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抗戰時期中日關係再研究之二》，《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蔣介石親自掌控對日秘密談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諮詢委員會集刊》第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34] 楊奎松：《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戰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
[35] 沈予：《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
[36] 陳先初：《從安內攘外到聯共抗日——局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外政策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2期。
[37] 黃道炫：《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2期。
[38] 楊奎松：《蔣介石、張學良與中東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9] 左雙文：《再論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發動》，《民國檔案》2004年第2期；《再論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收場》，《民國檔案》2005年第4期。
[40] 顏聖舉：《試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過程及其影響》，《西伯利亞研究》2007年第2期。
[41] 劉喜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評析》，《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3期。
[42] 江沛：《蘇聯出兵東北是抗日還是“投機”》，《出版參考》2003年第17期；周重禮：《蘇聯出兵東北前後》，《黨史縱覽》2005年第1期。
[43] 江沛：《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44] 周天度：《蔣介石日記揭秘“九一八”事變》，《共產黨員》2007年第22期；曾景忠：《張學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管甯、張友坤譯注：《緘默50餘年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專訪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9頁；唐德剛：《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439頁。
[45] 劉信君：《馬歇爾調停與東北戰局》，《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46] 陳暉：《馬歇爾使華與蘇聯對華政策》，《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
[47] 臺灣地區的研究狀況可參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下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1989年版）有關部分。
[48] 張振鶤研究員在《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50年：回顧與展望》（《河北學刊》2000年第6期）一文中曾提出，應加強三個方面的研究：中外經濟關係史和文化關係史；大量的雙邊關係史（除六大強國之外近代中國還與其他幾十個國家有雙邊關係）；中國參與的國際活動。張先生還提到，應掌握好外語，廣泛收集各國、各種文字的史料。張先生的宣導是很有見解的，我注意到近些年至少關於中國與聯合國關係的研究就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新成果。
[49] 例如鄧野《日蘇關係與國共的戰略利益——1943年蔣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劃與取消》（《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一文。楊奎松還作了方法上的正面提倡，見其《利用國民黨史料來研究國共關係史》，2008年11月3日《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