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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一般的惡評：
對於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當然不會有人再為推祟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的顯著成就，如謝國楨所說的：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動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認為是極為膚淺，徒尚空論，著作諸書是「小說害事」，但仍有不少惡評。
1. 黑暗時代：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黷；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沈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2. 停滯社會：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卻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 雖處於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卻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
(轉載自明清私塾論壇)
二、 近年來的共識：正面論述漸多
1. 漢民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其支配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 發展的最後階段，最成熟甚至是爛熟的階段。 尤其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為後代論者所贊揚，順治皇帝因此認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 但這些明太祖定下的制度，成為後代遵循不改的「祖制」，不能適應時代環境的變遷而修改；僵化的祖制是後世論者認為十五世紀以後中國逐漸落後西方的原因。
2. 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漢族人口大量向西南邊疆遷移，建立正式行政組織，真正把雲貴納入中國版圖，東北、蒙古、西藏亦在帝國羈縻範圍之內。閩粵人民大量向南洋發展，國力重心南移。
3. 徹底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體制，丞相廢除之後，外廷最高權力層消失，內廷的皇權及其代理人-宦官權力高漲。外廷若欲有為必須與宦官合作，而有「權相」與「閹黨」出現。黃宗羲因此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
4. 不論贊成明清社會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論者都不再認為其社會與經濟是停滯的，都承認明代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市場網絡流通，海外貿易興盛，白銀大量流入；租稅朝納銀化發展，人身控制體制鬆懈，社會空前繁榮，社會風氣朝僭奢變遷，社會流動加速。
5.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興起，尤其庶民階層與商人階層地位日漸重要，識字人口增加，展現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說、戲曲及實用科技發展，貼近百姓日用的王學，大行其道。可以說明代文化在綜合、普及和反傳統方面均有創造性的貢獻。
三、 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1. 對上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停滯論：對於五十年代以來盛極一時，向停滯宣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述，西方學者甚不以為然，而於1964年9月6-12日在英國南部Ditchley Park, Oxfordshire, ，由中國季刊社(China Quarterly) 主辦《中共史學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 ，評論資本主義萌芽，而為大多數西方學著所認同。 反對傳統中國社會即使在傳統中國社會晚期的明代有資本主義萌芽幾乎成為史學界的共識，連美籍華人學者余英時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84）說：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出不了「資本主義」。於是不認為當時的社會與經濟是停滯的共識就有歧見了，有的說中國社會經濟是「不發展的發展」(Development t of underdevelopment) ， 有的說只有量變的「成長」(Growth) ，沒有質變的「發展」(Development)。 七十年代伊懋可(Mark Elvin) 更提出前近代中國農業雖高度發展，但其收益都被過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平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
因此，只有引進新技術和投入更多的資金才能打破這個停滯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在那個時代似乎靠自己的力量是辦不到的，只有採開放政策，引進外來的科學技術與外來的經濟制度，才有希望。無奈中國自滿於內部的繁榮，採閉關政策，明清之際，基本上拒絕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明帝國， 雖有商品經濟與啟蒙思想，但相較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與資本主義等近代文明的新發展，明朝相對來說是停滯的，而且是沒有自力救濟能力的；這意味著傳統的內變是蒼白無力的，只有靠外力介力，輸入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經濟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進入近代社會的可能。七十年代以來，這種新停滯論幾乎所向披靡，成為史學界的主流。
臺灣中央研究院在1977年舉辦《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與會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為「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注解。 甚至大陸也在改革開放以後，資本主義萌芽論逐漸退場，而由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取代。許多學者的論調似乎已逐漸向西方靠攏，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對晚明社會轉型的集体研究項目，及明史學會張顯清會長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以「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發，「從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研究明後期的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時代變遷史」的概念。 實際上對過去半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卻未能正面迎擊，提出明確的定義與看法；這使本書中雖有資本主義萌芽式的陳述，卻不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應有的辯證，未能產生作者所期待的重新肯定資本主義萌芽的結果。這種以改朝換代作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挫折的原因，並沒有脫離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窠臼，也不能解決何以在晚明已出現的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的面向，卻要經過清初的沉寂後，至清中後期才又重新展露新芽的這個理論弔詭。似乎並未對否定資本主義萌芽論作強有力的反擊。
2. 彭慕蘭「大分岔」與黃宗智「過密化」論爭的影響。
3. 明代後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黃仁宇是反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主要學者，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黃仁宇認為中國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把資本主義誤解為「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似乎他不認為明代社會與經濟沒有什麼新生事物，當然不能與西方近代文明相類比，於是進一步主張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可是許多學者不以為然，認為黃仁宇的說法受「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西方學者如王國斌雖未直接而明白地觸及黃仁宇的理論，但他們想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努力，及主張工業革命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平相差有限，意涵著他們不會贊成黃氏的說法。而一些關注明代後期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則以具體的實證研究，闡明晚明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發展，參與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的九位作者中，有七位從各個而相論述晚明的思想、文學、科技、文化與社會風氣、社會轉型的互動關係。而另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年學者盧興基，則以其三十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與藝術累積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失落的文藝復興」，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 他與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一樣，把這個自「16世紀開始的啟蒙，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與西方同步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運動」，為什麼會夭折的原因，歸咎於清朝的統治。這似乎與長久以來的一些學者，如島田虔次的主張，前後相呼應。
四、結語
正如許多學術論爭的論題一樣，有各種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論者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採不同的看法，作不同的評價。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也可能採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評價。尤其像明代這麼複雜多元的轉型期，新生與舊有保守的事物雜陳；更會對其歷史地位有許多不同的評價產生。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者為鞏其統治，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得國之合理性，當然要貶低明朝。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滿清，就強調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功」。民初，國人為圖富強，以為追求近代化，非反傳統不可；於是晚明交傳統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及其思想與作品，倍受贊揚。
國共鬥爭時，明朝政治又被付以現實政治意義，被反國民黨人士視為特務政治之典型，朱元璋被視為蔣介石師法之典範，而為屠殺士人臣民之劊子手；張獻忠、李自成農民畢也被比附為中共紅軍。但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就提醒吳哈，要注重朱元璋的開國創建明朝，恢復生產力之功。為加強民族自信心，強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沒有外力，我們是可以自力更生發展出具近代性的資本主義；因為我們在明清時代，已有資本主義萌芽。而八十年代以前，一向看衰中國的西方學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和平崛起，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看好看漲，過去一直受惡評的明代翻身了，成為明朝當代的世界經濟中心，成為經濟繁榮文化優雅的令今人嚮往的時空。
其實歷史還是歷史，事實還是事實，只因明代的多元與複雜，遂使不同時空的人，各取所需。即使歷史學者也難例外，其與常人唯一不同之處，除堅持求實求真，不曲學阿世，有意地斷章取意，刻意誤解誤讀史料外，還得持毋意、毋必、毋固、母我的客觀態度，較全盤地瞭解；或許可以對明代，這一個「多重性格」時代的歷史地位，得出不會因時、因人、因地而異，大家有共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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